《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2021-05-12 10:53:18 2 举报AI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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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喜马拉雅讲书稿
《娱乐至死》是一本畅销全球30年的著作，它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是全球最重要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在这本书里，波兹曼探讨了一个令人整醒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沉溺在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中，不可自拔，这不仅会让我们丧失严肃思考的能力，更有可能造成人类文化的消亡。
第一，媒介是怎么把我们一步步带向娱乐的?
一句话总结，就是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感，将会埋葬人类文化。
2."娱乐至死”是怎么产生的呢?
首先，在印刷机时代，人们把看书当作是有仪式感的事，要洗手、点灯、正襟危坐。总之，阅读是严肃的。而且铅字的有序排版，也会锻炼人对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这帮人们形成了严肃、理性的思维方式。
但是，随着电报和摄影的出现，碎片化信息打破了这种理性社会。
作者提出了一个概念--“信息-行动比”，在电报时代之前，信息的重要性在于它可能促成人们采取某种行动。但电报的出现却打破了“信息行动比”的平衡。它使得信息能够穿透空间障碍，传递得更快、更广了，但也与你无关了。人们失去了社会活动的参与感，信息开始使公共话语变得无聊又无能。
电报在形式上又是碎片化的。这个特性却把人们的注意力弄得七零八碎。电报式的信息不需要、也容不得人们去思考和理解，信息背后究竟有哪些背景知识和言外之意。
在电报发明的同时，摄影技术也进步了，它同样有碎片化、与自己无关的特点，而且它还给这种碎片化信息赋予了视觉享受。
当人们接触到的信息，既无法让他们有逻辑地思考，又不能对他们的实际行动产生影响的时候，这类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就只有它的愉悦感和娱乐功能了。而这一娱乐性又在之后的电视时代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第二，娱乐是怎么改变我们的?
首先，电视加深了电报和摄影带来的信息碎片化，这是会消灭逻辑与思考的。
其次，电视的天职就是制造愉悦感，不是谁想让它严肃就能严肃得了的。
当电视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媒介，它就会把所有严肃的人类活动都变成以愉悦为宗旨。
作者分析了三个领域的"娱乐至死”，分别是宗教、政治和教育。
宗教: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宗教节目的主角变成了主持人和嘉宾，上帝只是个配角。这就是宗教被带入电视的后果，电视的力量太强大了，与其说是宗教电视化、不如说是电视的娱乐种类里加入了宗教元素。
政治:电视改变政治，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竞选辩论
在亚伯拉罕·林肯的时代，人们可以听7个小时的辩论。那时候的听众习惯于书面语的风格，能理解复杂长句。林肯在辩论中的其中一句话，翻成中文就有一百多字。
反观现在，人们习惯的是"婴儿式"的语言，最好全是短句、夹杂粗口，不用动脑筋。现在的电视竞选，辩论环节已经简化得不能再简化了。双方各有5分钟时间，回答例如“你对中国将采取什么政策"这样的问题，然后他的对手做1分钟的反驳。
教育:作者在《娱乐至死》这本书里总结了三条教育节目的戒律:
第一，绝不能有前提条件，观众观看节目时不需要有知识积累，比如说，你可以教他1+1=2，但不能教他11+21=32;
第二，绝不能令人困惑，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
第三，要像避开瘟神一样避开阐释，只关注视觉效果和戏剧性。
但是这样一来，如果教育没有积累、没有难题、没有阐释，它变成了什么?只能说是变成了"娱乐”
第三，娱乐至死时代结局大预测。
作者认为，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毁灭人们的敌人，不是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更可能是那个满面笑容的人。“老大哥并没有成天监视我们，而是我们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
如果一个社会，舍弃了严肃的公共生活，周而复始地消耗在肥皂剧、综艺节目和娱乐明星的情变中，他们的文化就已经危在旦夕、在劫难逃。
面对"娱乐至死“的现在和未来，作者认为，劝人们
他认为，仅有的办法是通过学校的教育，不断地提醒人们媒介的有限性，警惕媒介的娱乐性会让人们玩物丧志。
解读|张以澄 复旦大学经济学士、文学硕士，资深财经记者。
播音|贾逢韬
策划编辑|李雪清音频编辑|陈子夫
中信出版社讲书稿
大家好，中信书院本期好书快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叫娱乐至死，这本书呢，是一部媒介环境学方面的经典著作，核心思想是电视带来的，娱乐会使我们丧失严肃思考的能力。
本书的作者尼尔波兹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媒介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他在纽约大学任教数十年，毕生致力于研究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在他的一系列作品当中，始终贯穿着一位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学者对整个社会文化深切的人文关怀。
之前我们在好书快听里跟大家分享过他的另外一本著作《童年的消逝》，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娱乐至死呢，是他作品中最负盛名的一部，自1985年出版至今，这本书一路畅销不仅仅，在美国，甚至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即使是非专业的人士，也有很多人读过这本书并从中获得的启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平克，弗洛伊德摇滚乐队的领唱罗杰沃尔特斯，他在跨越大西洋的飞行中读了这本书，从中得到了新的灵感与启发，然后在1992年发行了一张新的唱片。
唱片的名字就叫做娱乐至死，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能够受到如此广泛而又持久的关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这本书的序言非常有名，作者在一开篇提到了两部小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在1984描述的世界中，人们在极权主义统治下丧失了自由思考的权利，而美丽新世界中，人们则沉浸在感官刺激的享乐中，主动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作者认为我们的未来会更接近赫胥吏笔下的世界，人们将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世界，放弃了严肃的思考，那么作者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看看作者的阐述，
首先是不同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有何不同？
其次是印刷术与电视这两种不同媒介对人们的思考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最后来看一下电视媒介为何不适于传播严肃的内容。
首先，作者指出，媒介不仅是传递内容的工具，还塑造着我们认识的世界，每一种媒介都会对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极为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
无论是哪个时代，人们总是要借助于媒介来感知周围的一切，我们所认识的一切，自然社会思想等等，都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的情绪，尽管我们不容易注意到这些影响，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发生着，对此，作者通过不同时代的一系列例子进行了说明。
在具有口述传统的西非某个部落中，当人们发生争执或者纠纷时，部落的首领就会从自己脑子里所记忆的谚语或者俗语中找出一句符合当时情景的话，使争执的双方都满意，通过这种方式呢，双方都会觉得正义得到了声张，真理呢，重见天日。
在现代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法庭上的各方都绝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解决法律上的纠纷，我们所依靠的更多的是法律文书案情记录等书面材料，文字记录才能作为真理。同样的，在现代大学里，如果你希望你的博士论文通过答辩，那么你的论文最好多饮用印刷品上的语句，而不是在角柱上写上本段文字，由某某某人昨天中午在餐厅时说。
通过这个对比，作者指出，在口语的时代，人们对真理以及其他事物的认识都不同于印刷术的时代。口语文化中，一个能背诵上千条格言的部落首领是毫无疑问的智者，据说伟大的所罗门知道3000条谚语，古希腊的盲诗人荷马，因为凭借非凡的技艺创制了荷马史诗，而背后是丰盛，而在印刷术时代，一个人如果能够长篇大论的背诵诗歌或者小数点之后的几十位圆周率，那么充其量会被看作是记忆力惊人，但这通常不会被认为是高智商的标志。因为在印刷术时代，真理是通过纸张上的签字来表达的，而治理则被定义为通过这些签字来掌握概念理解意义，进行归纳推理判断的能力。在印刷术占主导地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印刷文字的影响，但到了20世纪，随着电子媒介的崛起，人们对真理和智力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
随着两种媒介力量的消长，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在说明印刷时代和电视时代的区别时，作者举了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的例子。
这位总统的体重300磅，满脸横肉。他的形象如果放在电视时代，几乎可以确定从一开始就很难被推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因为电视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即使有再好的口才与思想，也难免会被屏幕上所体现出来的笨拙形象所影响。而塔夫脱有幸赶上的是印刷术为主导的时代，一种新媒介的诞生总会对那个时期的文化产生影响。在作者看来，正是由于这种影响的存在，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值得哀悼的。由于新兴的电视媒介代替了传统的印刷术，从而使整个文化陷入了一种娱乐至死的境地。
再查明了媒介对文化的影响之后，波兹曼接下来对比了印刷与电视这两种媒介对人们思考方式的影响，他认为，不同的媒介在影响人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印刷时代，人们更容易进行深入思考，而到了电视时代，人们却几乎丧失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1858年，林肯和道格拉斯进行了七场著名的辩论，其中在十月份的那次辩论里，两个人大约持续了至少七个小时，而听众则津津有味地听完了全过程。这种现象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想象的，毕竟除了时间之外，林肯和道格拉斯使用的语言也是非常的，书面的，包括逻辑性和丰富修辞的语言。而那时的听众之所以有如此的耐心注意力以及理解力归根到底呢，都是因为在当时印刷术下产生的文本，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理性思维。
作者在书中举了大量的例子向我们证明，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更加重视签字，以及建立在签字基础上的演讲数，几百年间，印刷品几乎是北美人民生活中的唯一消遣，而印刷品所特有的组织与表达能力就自然地成为社会上所有话语的模式，极大地影响了公众的思考模式与话语形式。
然而，两件事情的出现，打破了印刷时代形成的文化
第一件事电报的发明，通过电报，我们可以迅速知道千里之外的消息，但是对于这些信息，我们却无法做出什么行动，在口语，文化和印刷术文化的时代，信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引起我们的行动，比如当我们听说了邻居家遭受火灾的消息后，我们就会去进行慰问，当听说有台风过境时，关好我们的门窗，而当电报告诉我们，遥远的叙利亚有大量的平民死于战乱，非洲每年有数万儿童死于饥饿时，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会去做，因为电报打破了信息的空间限制，把相距千里之外的信息带到我们面前，而这些信息完全脱离于我们的生活环境之外，我们对于这些信息无能为力，这就打破了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平衡性。除此之外，由于电报的目的在于迅速地传播信息，就的信息会马上被新的信息所取代，因为它与传统的印刷术截然相反，传统的印刷术呢产生的书籍。本身包含了完整的信息与观点，人们通过阅读，从而对作者的思想进行理解研讨判断，而电报则通过海量的，转瞬即逝的消息让你无暇进行思索，时间上接二连三的消息并无其他的联系之处，只能让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接着知道另外一件事情，却无法在一个完整的语境下去理解它们，思考它们的意义。
第二件事则是摄影术的发明，这个发明呢，让图像在19世纪中期大量的侵入了符号环境，与文字不同，摄影所展示出的图像无法提供给人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而只能够给我们展示具体的事物，也就是说，人们在阅读图像的时候，无需主动的去思考。作为以上两种技术的联合电视，就这样使人们丧失了对信息的行动力和思考力，一个接一个的消息在电视上通过图像呈现在我面前，当我们正打算思考某个事件的意义时，一件完全不同的事件又出现，并且吸引了我们。即使我们关掉了电视，打算认真的去思考刚才那件事，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一无所知，唯一了解到的就是电视上呈现给我们的内30秒的内容。一个接一个的消息飞快地进入我们的视野，然后又飞快的离开，如同儿童玩的躲猫猫游戏一样，电视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完整意义的世界，通过这种方式，电视让我们丧失了在印刷术时代所形成的思考能力。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中，作者指出，如同天空只适合雄鹰展翅，而大海只适合长鲸遨游一样，不同的媒介也适合于展现不同的内容，与印刷术相比，电视无法表达严肃的内容，这就导致了电视作为主要媒介的今天，政治宗教教育等话题的严肃性被消解，整个社会文化都成为了一种娱乐。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者指出，电视的模式就是无关内容的不断转换，不论前一秒钟讲的话题多么沉重，只要主持人说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我们的注意力就会立即转向截然不同的地方，可能是对着屏幕当中的小丑大笑，完全忘了上一秒钟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难民，这并非我们冷酷无情，而是电视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一种环境，只要按一下遥控器，我们就可以随时切换我们刚刚正在关注的东西。
相反的，如果是一本书，作者绝不可能在一段段落之后停下来，接着写一段或者说本书情节完全无关的东西来把读者的注意力转走。电视采取的这种零星而又转瞬即逝的表现方式，使得人们无法在一个确定的语境中对电视上所展示的内容进行完整的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历史政治等严肃话题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说，电视通过这种方式消解了这一类话题的严肃性。
第二，作者对当时美国宗教组织管理的35家电视台所播放的宗教节目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即使是宗教这样严肃的内容，在电视上往往也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节目中突出的是那些能够给观众带来笑声与欢乐的传教士，而上帝则退到了配角的地位，电视无法提供一个庄严肃穆的空间，在宗教节目播出的时候，观众可能正在吃东西聊天上厕所，做一切其他节目播出时他们所做的事情。此外呢，由于电视屏幕本身充斥着各类广告与娱乐内容，这就是观众很难在观看宗教节目时把它切换成一个神圣的地方，而为了吸引观众宗教节目本身也采取了种种娱乐的方式，而这一切，使得宗教的神圣性与严肃性在电视媒介中被消解掉了，
第三，作者针对当时兴起的电视教育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电视无法代替学校完成教育过程，在学校里学习是一种有纪律约束的行为，有老师可以为你解答疑惑，而电视却无法提供这两个条件，相反的，为了确保收视率电视教学必须避免一切枯燥的禅是过程，避开那些让观众困惑的问题。这就注定了电视只能够选择那些适合电视表现的内容，而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完整性也被破坏掉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由于人们是通过媒介来感知这个世界的，因此不同的媒介会影响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从而影响着不同时代的文化，
其次，印刷时代更有利于人们深入思考尔电视的出现，为我们建立起一个没有连续性也没有完整意义的世界，从而使人们丧失了深入思考的能力，
最后呢，电视媒介不利于严肃内容的传播，无论是政治宗教还是教育，在电视上都呈现为一种娱乐的方式。
在全文的最后，作者再次提起了序言中赫胥黎发出的警告，在未来的世界里，一切严肃的事情都在娱乐中烟消云散，人们非但不再思考，而且也已经忘记了为什么不再思考。30多年过去了，尽管始终有人，甚至包括尼尔波兹曼的得意门生莱文森都对他这个略带悲观的观点表示过质疑，
但今天呢，我们看到比起当年的电视，新兴的网络多媒体以更加的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所提供的海量信息，近乎无穷的跳转链接，使我们完全陷入了信息的海洋之中，仅仅是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就在网络上经历了很多次的神反转，而这种反转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无法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进行充分思考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啊，我们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静下心来聆听并思考一下尼尔波兹曼当年对我们提出的警告好了，
以上就是中信书院，本期好书快听跟您分享的娱乐至死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娱乐至死》读书笔记
关于本书
作者: [美国] 尼尔·波兹曼
尼尔・波兹曼（1931-2003），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生前一直在纽约大学任教。他在纽约大学首创了媒体生态学专业。直到2003年，他一直是文化传播系的系主任。2003年10月波兹曼去世后，美国各大媒体发表多篇评论，高度评价波兹曼对后现代工业社会的深刻预见和尖锐批评。
波兹曼出版过20余部著作。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娱乐至死》、《童年的消逝》、《技术垄断》、《教学：一种颠覆性的活动》（合作者：查尔斯・韦恩加特纳）、《教学：一种保存性的活动》、《诚心诚意的反对》、《疯狂的谈话，愚蠢的谈话》、《如何看电视》、《建造通向18世纪的桥梁：过去怎样改变未来》。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
讲书稿
关键词&中心思想
媒介（）
信息（碎片化、与自己无关的特点【信息过载】、可视化）
娱乐
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感，我们沉溺在现代媒介制造的愉悦中，不可自拔，这不仅会让我们丧失严肃思考的能力，更有可能造成人类文化的消亡。
抓手：小故事，这本书解决了自己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媒介即信息”？
杯子能影响我们对“水”的理解，事物是相互影响的， 我们创造了工具
媒介会影响信息的原本的信息
媒介不仅是传递内容的工具，还塑造着我们认识的世界，每一种媒介都会对文化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极为隐蔽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
人们总是要借助于媒介来感知周围的一切，我们所认识的一切，自然社会思想等等，都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是通过媒介表现出来的情绪，尽管我们不容易注意到这些影响，但它却实实在在的发生着，
第二个问题："娱乐至死”是怎么产生的呢?
信息行动比
在口语，文化和印刷术文化的时代，信息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引起我们的行动
口语时代：口语文化中，一个能背诵上千条格言的部落首领是毫无疑问的智者，
印刷时代：印刷术时代，真理是通过纸张上的签字来表达的，而治理则被定义为通过这些签字来掌握概念理解意义，进行归纳推理判断的能力。
电报时代：
电视时代：
第三个问题：娱乐是怎么改变我们的?
什么是聪明？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
口语：背诵&记忆
印刷： 严密的逻辑分析能力
电报和电视：娱乐性，形象和幽默、演讲影响力
宗教、政治、教育的案例
美国总统的选举
宗教
教育：
我们应该怎么做？
网络多媒体时代：提供我们主动自主选择的平台，抓住信息行动比的原则，也就是知行合一， 学习场景下：看记录片、读电子书、听专业讲书，专注在可以提升信息行动比的事情上；如果需要休闲娱乐，可以选择篇娱乐的电影、电视剧、动漫。
从电视时代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从单向沟通向双向沟通过渡，从减法逻辑到加法逻辑，从失衡状态重新进入了平衡时代，更多的人自助选择娱乐或者学习。 更多人进行思考，英明的政府的领导下，必将进入另外：文化盛世！
原文笔记
前言
在《一九八四》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媒介即隐喻
政治方面：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传教方面：虽然圣经里没有任何明示，但格雷厄姆教士向观众保证，上帝偏爱那些能让人发笑的人。
教育方面：露丝·韦斯特海默博士是一个心理学家，她主持了一档很受人欢迎的广播节目及一个夜总会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她曾经说过：“我的初衷并不是为了逗乐，但是，如果我所做的确实能让人开心，我不妨继续下去。有人说我取悦于人，我说这很好。如果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就会带着记忆下课。”
在美国，上帝偏待的是那些拥有能够娱乐他人的才能和技巧的人，不管他是传教士、运动员、企业家、政治家、教师还是新闻记者。在美国，最让人乏味的是那些专业的演员
批评界不乏有识之士，他们注意并记录了美国公众话语的解体及其向娱乐艺术的转变
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开始探究这种变化的根源和意义
那些已经对此作过研究的人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走向穷途末路的资本主义的余渣，或者，正相反，都是资本主义成熟后的无味的果实；这一切也是弗洛伊德时代神经官能征的后遗症，是人类任凭上帝毁灭而遭到的报应，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正如赫胥黎所说的，我们没有人拥有认识全部真理的才智，即使我们相信自己有这样的才智，也没有时间去传播真理，或者无法找到轻信的听众来接受。但是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个比前人的理解更为透彻的观点，这个观点正是2300 年前柏拉图提出的
根据这个观点，我们应该把焦点放在人类会话的形式上，并且假定我们会话的形式对于要表达的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容易表达出来的思想自然会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我形象地使用“会话”这个词，并不仅仅指语言，同时也指一切使某个文化中的人民得以交流信息的技巧和技术
在这样的意义上，整个文化就是一次会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以不同象征方式展开的多次会话的组合
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公众话语的方式是怎样规范乃至决定话语内容的
在电视上，话语是通过视觉形象进行的，也就是说，电视上会话的表现形式是形象而不是语言
政坛上形象经理的出现以及与此相伴的讲稿作家的没落证明了这样一点，就是：电视需要的内容和其他媒体截然不同
电视无法表现政治哲学，电视的形式注定了它同政治哲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还有一个例子，更复杂一些：信息、内容，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之为构成"今日新闻"的"素材"，在一个缺乏媒介的世界里是不存在的——是不能存在的
如果没有用来宣传它们的技术，这些信息就不能作为文化的内容而存在
印刷术时代步入没落，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这种转换从根本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媒介不可能传达同样的思想
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马歇尔·麦克卢汉有一句著名的警句："媒介即信息。"他认为，深入一种文化的最有效途径是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
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
这种启示来自"十诫"中禁止以色列人制作任何具体形象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那些如今已经习惯于用图画、雕塑或其他具体形象表达思想的人，会发现他们无法像原来一样去膜拜一个抽象的神
运用图像是亵渎神祇的表现，这样就防止了新的上帝进入某种文化
我们的文化正处于从以文字为中心向以形象为中心转换的过程中，某个文化中交流的媒介对于这个文化精神重心和物质重心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语言无愧为一种原始而不可或缺的媒介，它使我们成为人，保持人的特点，事实上还定义了人的含义
我们对语言的了解使我们知道，语言结构的差异会导致所谓"世界观"的不同
人们怎样看待时间和空间，怎样理解事物和过程，都会受到语言中的语法特征的重要影响，所以，我们不敢斗胆宣称所有的人类大脑对于世界的理解是一致的
虽然文化是语言的产物，但是每一种媒介都会对它进行再创造——从绘画到象形符号，从字母到电视
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但是，他的警句还需要修正，因为，这个表达方式会让人们把信息和隐喻混淆起来
信息是关于这个世界的明确具体的说明，但是我们的媒介，包括那些使会话得以实现的符号，却没有这个功能。它们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
不管我们是通过言语还是印刷的文字或是电视摄影机来感受这个世界，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为我们将这个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构建、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
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却往往不为人所注意
但是确实有人注意到了这些，路易斯·芒福德就是这些伟大观察者中的一个
芒福德总结说："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开来，并且使人们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分分秒秒的存在不是上帝的意图，也不是大自然的产物，而是人类运用自己创造出来的机械和自己对话的结果
字母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对话的新形式。人们说出的话不仅听得见，而且看得见。语音的书写形式创造了一种新的知识理念
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没有一个有智力的人会冒险用语言去表达他的哲学观点，特别是那种会恒久不变的语言，例如用书面的文字记录下来。"他清楚地认识到，用书面文字记录哲学观点，不是这些观点的终结，而是这些观点的起点
没有批评，哲学就无法存在，书面文字使思想能够方便地接受他人持续而严格的审察
书面形式把语言凝固下来，并由此诞生了语法家、逻辑家、修辞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所有这些人都需要把语言放在眼前才能看清它的意思，找出它的错误，明白它的启示
正如伟大的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所说的："书面文字远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提醒物：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并且给了我们震撼人心的浓缩的想像，而不是什么寻常的记忆。"
柏拉图对于书面文字重要性的推断现在已被人类学家所深刻理解，特别是如果在他们所研究的文化中语言是复杂对话的唯一源泉时
考虑到这些，那么埃及神话中把文字带给塔慕次国王的月神透特同时也是魔术之神
人类学家知道，对于一个只有口头语言的民族，文字会显得多么奇特而富有魔力——这样的对话似乎没有对象，又似乎任何人都是对象。有什么比把问题诉诸文本时的沉默更奇怪的呢？
有什么比向一个无形的读者倾诉，并且因为知道有一个无名的读者会反对或误解而修正自己更玄妙的呢？而这正是每一本书的作者必须做的
分支主题
提出上述的观点，是因为本书后面将讨论我们的民族怎样经历从文字魔术向电子魔术转换的巨大变化
把诸如文字或钟表这样的技艺引入文化，不仅仅是人类对时间的约束力的延伸，而且是人类思维方式的转变，当然，也是文化内容的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媒介称作"隐喻"的道理。隐喻是一种通过把某一事物和其他事物作比较来揭示该事物实质的方法
通过这种强大的暗示力，我们脑中也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要理解一个事物必须引入另一个事物
但是我们这种媒介—隐喻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明了和生动，而是更为复杂
为了理解这些隐喻的功能，我们应该考虑到信息的象征方式、来源、数量、传播速度以及信息所处的语境
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创造的每一种工具都蕴涵着超越其自身的意义，那么理解这些隐喻就会容易多了
我们思想的工具能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身体
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
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第二章 媒介即认识论
我想展现给大家一个发生在美国的关于媒介—隐喻的巨大变化，作为这个变化的结果，那些危险的无稽之谈成了我们公众话语的重要部分
首先，我想证明，在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话语和现在有很大不同——清晰易懂，严肃而有理性；
其次，我想论证，在电视的统治下，这样的话语是怎样变得无能而荒唐的
为了避免我的分析被理解成是对电视上的"垃圾"的司空见惯的抱怨，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我的焦点是放在认识论上，而不是放在美学或文学批评上
电视上最好的东西正是这些"垃圾"，它们不会严重威胁到任何人或任何东西
我们衡量一种文化，是要看其中自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不是看那些毫无伪装的琐碎小事
这正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电视本是无足轻重的，所以，如果它强加于自己很高的使命，或者把自己表现成重要文化对话的载体，那么危险就出现了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危险的事正是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直不断鼓励电视去做的
这些人的问题在于，他们对待电视的态度还不够严肃
因为，和印刷机一样，电视也不过是一种修辞的工具。要想严肃对待电视，我们必须谈一谈认识论，否则其他的任何评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真理的定义至少有一部分来自传递信息的媒体的性质。媒体在我们的认识论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从诺思洛普·弗莱那里借用一个词。他把自己运用的原理称作"共鸣"。他写道："通过共鸣，某种特定语境中的某个特定说法获得了普遍意义。但是这个词组，弗莱继续写道："早已超越了这个语境并且进入了很多新的语境，这些新的语境赋予人类尊严，而不是仅仅反思它的盲从
通过这样的阐述，弗莱把"共鸣"的概念扩展到词组和句子以外
在谈到"共鸣"的来源时，弗莱总结说隐喻是它的动力，也就是说，词组、书、角色或历史都具有组织不同态度或经历的力量，并且可以赋予它们以意义
任何一种媒介都有共鸣，因为共鸣就是扩大的隐喻
不管一种媒介原来的语境是怎样的，它都有能力越过这个语境并延伸到新的未知的语境中。由于它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和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
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
为了解释媒介是怎样于无形之中影响文化的，这里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来自西部非洲的一个部落
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凭借语言的各种资源来发现和揭示真理，如各种记忆的手法、公式化的表达方式和寓言
对于我们这样的人，谚语和俗语通常只用于解决孩子之间的矛盾。但如果在决定"严肃"问题的法庭上使用就会显得荒唐了
如果陪审团不能马上提供一个"严肃"的语言形式，法官就可能会做出一个超长的判决
法官、律师和被告都认为谚语或俗语不适合解决法律纠纷，正是在这一点上，媒介—隐喻关系把他们和部落首领区分开来
因为在以印刷物为主的法庭上，法律文书、案情摘要、引证和其他书面材料决定了寻求事实的方法，口述传统失去了共鸣——但不是全部
证词是口头的，因为人们认为口头表述比书面表述更能真实地反映证人的思想状况。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对于法律事实的理解存在共鸣的冲突
一方面，人们仍然相信口头语言的威力尚存，只有口头语言才可以代表真理；
另一方面，人们更愿意相信书面文字的真实性，尤其是印刷文字
持第二种看法的人不能容忍诗歌、谚语、俗语、寓言或任何其他代表人类口头智慧的表达方式
法律是立法者和法官制定的，在我们的文化中，律师不需要聪明，他们只要了解案情就可以了
另一个类似的矛盾是在大学里
在大学里，共鸣的分布大致相同，也就是说，仍然有一些传统是基于"口头语言是真理的重要载体"而保留下来，但大多数情况下，大学里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印刷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密切相关的
第三个关于媒介对于认识论影响的例子来自对伟大的苏格拉底的审判
修辞不仅仅是雅典教育中的关键部分(远比哲学重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艺术方式
对于希腊人来说，修辞是口头写作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往往有口头表演的性质，它揭示真理的力量最终存在于书面文字有序展开论点的力量之中
忽视修辞原则，杂乱无章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缺乏正确的重点或得体的激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辱听众智力或者暗示说话人自己的错误。
对于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联的
真理不能、也从来没有，毫无修饰地存在。它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这也正说明了"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
一种文化认为用某种象征形式表达的真理是最真实的，而另一种文化却可能认为这样的象征形式是琐碎无聊的
我们不必因此就嘲笑亚里斯多德的偏见，我们自己也不乏偏见，例如我们这些现代人总认为可以把真理和数量对等起来
对于深受"媒介即隐喻"这种观念影响的现代人来说，数字是发现和表述经济学真理的最好方式
也许这是对的，但似乎还不足为证。我只是希望人们注意到，决定用什么方式来揭示真理其实是有些武断的
有些讲述事实的方法优于其他方法，所以这会对采用这些方法的文化产生健康的影响
我这样说不是想要宣扬认识论的相对论。我希望能让你们相信，印刷文化的认识论在日益衰退，电视文化的认识论在同步壮大，这些都会在大众生活中产生严重的后果，其中一个后果就是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笑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极力强调，任何讲述事实的形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影响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尼采说过，任何哲学都是某个阶段生活的哲学。我们还应该加一句，任何认识论都是某个媒介发展阶段的认识论
真理，和时间一样，是人通过他自己发明的交流技术同自己进行对话的产物
既然智力主要被定义成人掌握事物真理的一种能力，那么一种文化的智力就决定于其重要交流方式的性质
在一个纯粹口语的文化里，智力常常同创造警句的能力相关，即创造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精辟俗语的能力相关
在印刷文字的文化里，记住一首诗、一张菜单、一条法规或其他大多数东西只是为了有趣，而绝不会被看作是高智商的标志
虽然读这本书的人都了解印刷文字和智力之间关系的一般性质，但是，如果你考虑一下你读这本书时应达到什么要求，就可能会得出一个更具体的定义
首先，你应该相当长一段时间保持基本不动。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读这本书或其他书都一样)，那么在我们的文化里你就会被认为是运动功能亢进或是不守纪律，至少是有什么智力缺陷
印刷文字对于我们的身体和大脑都提出了相当苛刻的要求。但是，控制你的身体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你还必须学会注意书本上文字的形状。你必须看穿它们，这样你才能直接了解这些形状所代表的意思
如果你仅仅专注于文字的形状，那么你就是一个让人不能容忍的低效读者，会被人当作傻子
如果你已经学会了怎样不受外观的干扰去理解意义，那么你就应该采取一种超然而客观的态度，这包括你要能够区分文字的感官愉悦、魅力或奉承语气(如果有的话)和文字所表达的观点之间的逻辑
同时，你还必须能够根据语言的语气去判断作者对于所写内容和读者的态度。换句话说，你必须知道笑话和观点之间的区别
在判断观点性质的时候，你要同时做几件事情，包括把判断推迟到整个观点完成时做出；把问题记在脑中，直到你已经决定何时、何地或是否能回答它们；用你所有相关的经历作为现有观点的反证。你还必须能够舍弃那些同所涉观点无关的知识和经历
在你作这些准备的时候，你必须摒弃原来认为文字具有魔力的看法，更重要的是，你要接受一个抽象的世界，因为这本书里几乎没有什么词组和句子要求你联想具体的形象
在铅字的文化里，我们可以说某个人不够聪明，需要给他画张图才能帮助他理解。而现在，聪明则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借助图画就可以从容应对一个充满概念和归纳的领域
在一个用铅字表达真理的文化里，能够做到这一切甚至更多的话，就构成了智力的基本定义
这里，我想用三点来作个总结
第一点是，我从来没有说过，媒介的变化带来了人们思想结构或认知能力的变化
我不想证明这样的可能性，即根据皮亚杰的理论，只有口头语言的人在智力上不及有书面文字的人，而"电视文化"里的人比前两者都表现得智力低下
我的观点仅仅是说：一种重要的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实现这种变化的途径包括：鼓励某些运用理解力的方法，偏重某些有关智力和智慧的定义以及创造一种讲述事实的形式，从而使某个词语具有某种新的内容
我想再次说明，在这件事上我不是相对论者，我相信电视创造出来的认识论不仅劣于以铅字为基础的认识论，而且是危险和荒诞的
第二点是，我提出的认识论变化还没有包括(也许永远不能)任何人和任何事。符号环境中的变化和自然环境中的变化一样，开始都是缓慢地累积，然后突然达到了物理学家所说的临界点
我们的符号环境也是一样的情况。我相信，我们也已经达到了一种临界点，在这种情况下，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
第三点是，像那些在有毒的河流中幸免于难的鱼儿以及那个仍在上面划船的人一样，我们的心中仍保留着过去那条清清小河的影子，河流主要是指公众话语——对话所采用的政治、宗教、信息和商业的形式
我之所以不愿被人误解为是在攻击电视，还有一个原因。任何稍稍了解人类交流历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种思想的新工具的诞生都会达到某种平衡，有得必有失，虽然这种平衡并不是绝对的。有时是得大于失，有时是失大于得
我们在或毁或誉时要十分小心，因为未来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
很显然，400年来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印刷术利大于弊
我们现代人对于智力的理解大多来自印刷文字，我们对于教育、知识、真理和信息的看法也一样
随着印刷术退至我们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出现了危险的退步，这就是我希望说明清楚的
但是，对于同种景况下可能出现的好处，我们也应该保持坦诚的态度
第三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美国
德美浸礼会教派的观点近乎制定了一条关于宗教话语的诫令："不可记录汝等之教义，更不可将其印刷成文，否则汝等将永远受其束缚
他们的讨论结果是殖民地时代的美利坚人质疑铅字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子，因为富兰克林时代的美利坚人比世界上任何时期的任何人都更依赖铅字的力量
除了加尔文清教徒的宗教要求他们能识文断字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因素也能解释这些来到新英格兰的殖民者们对于铅字的痴迷
第一，既然17世纪英国男性的文化普及率不到40%，我们可以猜测，移民到新英格兰的人大多应来自英国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地区或阶层
第二，1650年之后，几乎所有的新英格兰城镇都通过了法令，要求建立"读写学校"，一些大的社区还要求建立语法学校。这些法令都提到了撒旦，认为他的邪恶力量将被教育摧毁
当然，推行教育还有其他原因，真正统治这些人思想的并不是撒旦。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任何一种知识都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
在殖民者们看来，年轻人的学习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同时也是智力开发的一条必要途径
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同学校教育是分不开的。在学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地方(如罗德岛)或学校法规还不完善的地方(如新汉普希尔)，文化普及率的上升比其他地方缓慢得多
最后一点，这些身处异乡的英国人不需要印刷自己的书，甚至不需要培养自己的作家。他们从自己的故国原封不动地搬来高深的文学传统
这种情形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殖民地美洲没出现文化贵族
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印刷品广泛传播在各类人群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没有阶级之分的、生机勃勃的阅读文化
从一开始到19世纪，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
这种情形的造成只有一部分是受新教传统的影响
铅字在公众话语的各种舞台中产生的影响是持久而强大的，这不仅是因为印刷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垄断地位
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展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
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
印刷文字，特别是说明文的线性结构的影响，四处可以感受到，例如，它影响着人们说话的方式
这种奇怪的现象与其说是美国人固执的一种反映，不如说是他们根据印刷文字的结构进行谈话的一种模式
既然印刷文字的读者是非特指的，那么托克维尔这里指的谈话无疑正是一种印刷文字式的口语，在口头话语中它表现出多种形式
但是，我并不是说印刷术只是影响了公众话语的形式。只有意识到形式决定内容的实质这一点，我的观点才会显示出其重要性
马克思完全明白，印刷机不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它排除或选择某些类型的内容，然后不可避免地选择某一类型的受众
第四章 印刷机统治下的思想
1854年10月16日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道格拉斯首先发言3个小时，按照约定，他发言之后应该是林肯作答复
他们的听众并不特别关心他们的政治级别，这些人把这样的场合作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且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极为耗时的演讲
虽然这些听众非常专注并对演讲者表示足够的尊重，但他们绝不会沉默不语或无动于衷
首先，用当今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听众具有超常的注意广度
其次，那时的听众必须具备非凡的、理解复杂长句的能力
电视文化中的人们需要一种对于视觉和听觉都没有过高要求的"平白语言"，有些时候甚至要通过法律规定这样的语言
林肯和道格拉斯的听众们对于辩论内容显然有着充分的理解，包括历史事件和复杂政治问题的知识
最后，即使两人都到了开始使用简单吵架用语的地步(如对骂和攻击对方)，他们仍然不忘利用复杂的修辞手段——讽刺、似是而非的隽语、复杂的隐喻、细微的区别以及寻找对手的自相矛盾，所有这些都只有在听众能完全理解的前提下才能起到各自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些1858年的听众是理性行为的典范，那也大错特错了
这些演讲的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所，但这丝毫没有降低演讲者的身份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这些听众的社会生活中，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已经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正如温思罗普·哈德孙指出的，即使是循道宗信徒举办的野营集会也把野餐和听演讲结合起来。确实，大多数野营营地最初都是为了宗教目的而设立的
换句话说，作为复杂论证的一种手段，语言在几乎所有的公众领域都是一种重要而常见的话语方式
我选择林肯和道格拉斯的辩论作为本章的开头，不仅因为他们是19世纪中叶政治话语的杰出典范，同时也因为他们充分证明了印刷术控制话语性质的力量
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的问题：书面形式的公众话语代表了什么含意？其内容的特征是什么？它对公众的要求是什么？它偏爱什么样的思维？
印刷文字，或建立在印刷文字之上的口头语言，具有某种内容：一种有语义的、可释义的、有逻辑命题的内容
在任何利用语言作为主要交际工具的地方，特别是一旦语言付诸印刷机，语言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想法、一个事实或一个观点
也许这个想法平淡无奇，这个事实毫不相干，这个观点漏洞百出，但是只要语言成为指导人思维的工具，这些想法、事实或观点就会具备某种意义
虽然有的时候会有例外，但如果要写下一个英语句子却不想表达任何意义，那是很困难的
文字除了表达意义还有什么用处呢？除了作为意义的载体，文字没有太多的好处
如果要传达意义，内容自然就要严肃
作者在写下一个句子后总希望能说明一点东西，也希望读者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当作者和读者为句子的语义绞尽脑汁的时候，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对智力最大的挑战
对于读者更是如此，因为作者并不是一直值得信任的。他们撒谎，他们陷入迷茫，他们过于笼统，他们滥用逻辑甚至常识。读者对此必须有备而来，用知识武装好自己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读者往往是孤独地面对文本的。在阅读的时候，读者的反应是孤立的，他只能依靠自己的智力
面对印在纸上的句子，读者看见的是一些冷静的抽象符号，没有美感或归属感。所以，阅读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当然也是一项理性的活动
从16世纪的伊拉斯谟到20世纪的伊利莎白·爱森斯坦，几乎每个探讨过阅读对于思维习惯有什么影响的学者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阅读过程能促进理性思维，铅字那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沃尔特·翁格所说的"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
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
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
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
我并不是说在书面文字存在之前分析思维是不可能的，我这里所指的不是个人的潜力，而是一种文化气质的倾向
在印刷术统治下的文化中，公众话语往往是事实和观点明确而有序的组合，大众通常都有能力进行这样的话语活动
在18和19世纪，印刷术赋予智力一个新的定义，这个定义推崇客观和理性的思维，同时鼓励严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
先后出现在欧洲和美国的理性时代和印刷文化并存，并不是什么巧合。印刷术的传播点燃了人们的希望，至少人们可以理解、预测和控制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种种奥秘
到了18世纪，科学——对知识进行分析管理的典范，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也是在18世纪，资本主义被证明是一种理性而开明的经济生活制度，宗教迷信遭到猛烈攻击，王权的神圣受到挑战，人们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的进步，普及教育势在必行
让我们用宗教话语为例来加以论证。18世纪的宗教信徒们深受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响。新的世界让人们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这意味着，除了理性，没有人能使用任何其他力量为不信教者指点迷津
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燃起的热情，自然神论者的斗争成了一次全民的运动。他们攻击教堂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批评宗教迷信是理性的敌人。当然，教堂奋起反击，在自然神论者失去吸引力之后，他们开始内部争斗
这也许就如亨利·考斯威尔1839年所写的："宗教狂热据说是美国精神病的最主要形式。"但是我们应该记住，18世纪和19世纪奋兴运动倡导者和传统教堂为不同教义的争论是通过行文理智、逻辑严密的小册子和书进行的
和今天"大觉醒运动"的重要人物不同的是，昔日美国奋兴运动的领导人都是学养精深之人，他们崇尚理性，具有不凡的辩论天赋
他们与宗教组织的争论不仅涉及神学和意识的本质，同时也涉及宗教的启示
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在18世纪是通过论述严谨的说理进行的，到了19世纪则是利用建立大学作为解决矛盾的应急手段
在18和19世纪，美国的宗教思想和宗教组织被一种质朴、博学的话语形式统治着，而这正是今天的宗教生活所缺少的
要想找出过去和现代公众话语形式的不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对乔纳森·爱德华兹同当今杰瑞·法威尔、比利·格雷厄姆或奥拉尔·罗伯茨之流的神学观点进行对比
在以印刷品为基础的文化中，律师往往受过良好教育，相信理性，擅长论证
美国法律界的大牌人物认为，虽然民主有种种的好处，但它无疑形成了一种助长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的危险。他们希望在美国通过"建立理性的法律"来拯救文明。基于这样崇高的理想，他们相信，法律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学识渊博的行业，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公正开明的行业
乔治·沙斯伍德也许是预见到了20世纪法律教育的衰落，早在1854年就指出，单纯阅读法律书籍有害大脑，"如果只拘泥于耳熟能详的专门术语，就会丧失对事物进行宏观全面认识的能力，即使在熟悉的领域里也一样"。
美国及各州都有一部明文的宪法，法律条文的制定非常明确严格，这更要求法律界人士必须具有开明、理性和清晰的头脑。律师需要具备超过常人的读写能力，因为理性思维是判断法律事宜的主要依据
韦伯斯特语言特点至少可以成为律师们奋斗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律师或牧师行业。即使在我们日常的商业社会里，印刷术产生的共鸣也随处可以感觉得到
美国的报纸广告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刷术统治下的思想日渐衰落的象征：以理性开始，以娱乐结束
直到瑞威尔广告100年之后，广告商们才开始试图改变出版商要求的线形排版。直到19世纪末，广告才真正采用了现代的话语模式。即使在1890年，广告里仍然除了文字别无他物，广告被看作是一项严肃而理性的事业，其目的是用文字形式传播信息、发表主张
这并不是说，印刷术时代发表的文字就一定都是真实的。文字不能保证内容的真实性，而是形成一个语境，让人们可以问"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9世纪90年代，语境遭到了彻底摧毁，首先是因为插图和照片的大量侵入，后来是因为无主题语言的使用
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的时候，广告商们已不再期待顾客的理性选择。广告成为一种半是心理学、半是美学的学问，理性思维只好移师其他领域了
为了理解铅字是怎样帮助早期美国人认识智力、真理和话语性质的，我们应该记住，18和19世纪的阅读同今天的阅读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
首先，如我前面提到的，铅字垄断着人们的注意力和智力，除了铅字以及口头表达的传统，人们没有其他了解公共信息的途径
公众人物被人熟悉，是因为他们的文字，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演讲术。想到那些人就是想到他们的著作，他们的社会地位、观点和知识都是在印刷文字中得到体现的
这也是一个几乎没有娱乐的文化和一个充满娱乐的文化所体现出来的不同
这些读者和今天的读者完全不同，对于他们，没有多少读闲书的机会，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阅读对于他们有一种神圣的因素，即使说不上神圣，至少也是一种被赋予特殊意义的每日一次或每周一次的仪式。我们还应该记住，那时人们的生活中还没有电，凭借烛光或煤油灯阅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显然，那时的人们大多只能在拂晓和开始工作前的那段时间进行阅读，所以阅读的目的肯定是严肃、专注而明确的
在1790年或1830年或1860年的人眼中，把阅读独立于其他活动而作为一种测试读者"理解能力"的手段，可能是一件荒唐的事情。除了理解，阅读还有什么意义呢？据我们所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阅读问题"，当然，除了那些无法上学的人以外
上学就意味着学习阅读，因为如果不能阅读，你就不能加入到文化的对话中去。大多数人都能够阅读并且也参加了文化对话。对于这些人来说，阅读为他们和外部世界的联系提供了纽带，同时也帮助他们形成了对于世界的认识。书本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地把这个世界展示出来
在书本里，这个世界是严肃的，人们依据理性生活，通过富有逻辑的批评和其他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
回顾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我们随处可以感觉到铅字的共鸣，尤其是它和各种公众表达方式之间的那种无法理清的关系
如早期的历史学家笔下的美国曾通行一种公众话语，这种话语的形式是印刷机的产物。两个世纪以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和宣扬宗教
这一切都是通过印刷术实现的，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才得以跻身于世界优秀文明之林
对于印刷机统治美国人思想的那个时期，我给了它一个名称，叫"阐释年代"
阐释是一种思想的模式，一种学习的方法，一种表达的途径。所有成熟话语所拥有的特征，都被偏爱阐释的印刷术发扬光大：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对于自相矛盾的憎恶，超常的冷静和客观以及等待受众反应的耐心
到了19世纪末期，由于某些我急于解释的原因，"阐释年代"开始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出现的早期迹象已经显现。这个新的时代就是"娱乐业时代"
第五章 躲躲猫的世界
由于这种局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仍然只是由不同地区组成的一盘散沙，各个地区有自己不同的对话方式和利害冲突，要想实现全美洲统一的对话还只是一个梦想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电，塞缪尔·F·B·莫尔斯，美国第一个真正的"太空人"。他的电报消除了州际界线，消灭了地区概念，把整个美国纳入了同一个信息网络，从而使统一美国话语成为可能
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当莫尔斯预测电报将"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电报会产生其他的结果。电报摧毁了关于信息的原有定义，并赋予公众话语一种崭新的含义
电报不仅允许而且执意要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进行对话，并且还要求对话的内容与以往印刷术统治下的内容不同
电报对于印刷术统治下的话语定义进行了三路进攻，遭到攻击后的话语内容无聊，表现无力，形式散乱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电报使脱离语境的信息合法化，也就是说，信息的价值不再取决于其在社会和政治对策和行动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新奇有趣
电报把信息变成了一种商品，一种可以置用处或意义于不顾而进行买卖的东西
但电报单独的力量还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没有和报纸的合作，电报将信息转化成商品的潜力也许永远无法发挥出来
这些"具有人情味的新闻"虽然不能影响读者的决定和行动，但至少是事关当地的，是关于他们熟悉的人和地方的，这些故事往往不需要一定是最新的报道
小报上的这类故事不受时间的限制，它们的吸引力不在于其时效性，而在于其对于时间的超越
电报改变了这一切，并且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的
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些实际问题(主要是因为电报线路的紧张)使新闻保留了作为功能性信息的定义
但是美国出版商中那些具有远见的人很快看清了未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在整个美洲大陆设立电报线路。不久之后，报纸的财富不再取决于新闻的质量或用途，而是取决于这些新闻来源地的遥远程度和获取的速度
梭罗说过，电报使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这些源源不断的信息与它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说，这些信息并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电报可能已经使这个国家成为"一个社区"，但这个社区却是奇怪的，因为这里住着一群彼此之间除了了解一些最表面的情况外几乎一无所知的陌生人
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新闻都是不起作用的，至多是为我们提供一点谈资，却不能引导我们采取有益的行动
这正是电报的传统：通过生产大量无关的信息，它完全改变了我们所称的"信息—行动比"
不管是在口头文化还是在印刷术文化中，信息的重要性都在于它可能促成某种行动
当然，在任何一种交流环境中，输入(人们得到的信息)总是多于输出(在所得到信息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的可能性)的
但是，由于电报的发明，再加上后来其他技术的发展，信息和行动之间的关系变得抽象而疏远起来了
在人类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面对信息过剩的问题，这意味着与此同时人们将面对丧失社会和政治活动能力的问题
我们也许可以说，电报对公众话语的贡献就是使它变得无聊而且无能
还不止这些，电报还使公众话语变得散乱无序
电报的主要力量来自它传播信息的能力，而不是收集信息、解释信息或分析信息。在这方面，电报和印刷术截然相反
电报引入的这种公众对话形式有着鲜明的特征：其语言是新闻标题的语言——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
新闻的形式类似口号，容易被记住，也容易被忘记。新闻的语言是完全不连贯的，一个消息和它前面或后面的另一则消息毫无关系
每个"标题"都是独立存在的。新闻的受众必须自己找出其中的含义，发布新闻的人没有义务这样做。久而久之，经电报描绘过的世界开始变得无法控制，甚至无法解释了
报纸上一行行有序而连贯的文字渐渐失去了帮助我们获得知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的能力
"了解"事实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因为"了解"并不意味着人们能够"理解"事实的言下之意、背景知识和与其他事实的关联
电报式话语不允许人们进行历史的回顾，也不鼓励深入的分析。对于电报来说，智力就是知道很多事情，而不是理解它们
摄影和书写(任何形式的语言)是不能存在于同一个话语空间的
自从摄影术被确定下来以后就一直被作为一种"语言"。其实这样做是很危险的，因为这无形之中抹杀了两种话语模式之间的本质区别
第一点区别是，摄影是一种只描述特例的语言，在摄影中，构成图像的语言是具体的
与字词和句子不同的是，摄影无法提供给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观点和概念，除非我们自己用语言把图像转换成观点。摄影本身无法再现无形的、遥远的、内在的和抽象的一切
加弗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他这样说的意思是，照片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物体，而语言则把世界表现为一个概念
即使最简单的命名，也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把一样东西和其他东西进行比较，选择共同的某些特征，忽略不同之处，然后进行归类
照片中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
作为某时某地的"客观"片断，照片可以证明某个人在那里或发生了某事，但这样的证明却无法提供任何意见——无法提供"本来应该怎样"或者"本来可能怎样"
照片表现的是事实，而不是关于这些事实的讨论或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
但这并不意味着照片没有认识倾向。苏珊·桑塔格说过，照片是"我们通过照相机表现出来的东西对世界的理解"。但她又进一步论述，一切真正的理解起源于我们不接受这个世界表面所表现出来的东西
语言就是用来挑战、讨论、质疑那些我们眼中表面事物的一种工具。"真""假"这样的表述只能出自语言的范畴。当我们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这是真的吗？"只能表示"这是某时某地的真实再现吗？"如果答案是"是"，那么就没有任何值得讨论的理由，因为不相信一张真实的照片显然是荒唐的。照片本身就是不容置疑的观点，代表着确定无误的事实。它无心辩驳，所以它就是无可辩驳的
照片记录感受的方式也不同于语言
只有在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时，语言才有意义。如果一个字或一个句子从语境中被抽走，如果读者或听者不了解前因后果，语言表达的意思就会被扭曲。但对于照片来说，就不存在脱离语境这种事情，因为照片根本就不需要语境
事实上，照片的意义就在于能把形象脱离语境，从而使它们能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和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的能力。像电报一样，照片把世界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
在照片的世界里，没有开始，没有中间，也没有结束，就像电报一样。世界被割裂了，存在的只是现在，而不是任何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到了19世纪中期，照片和其他插图突然大量侵入了符号环境，这就是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著作《图像》中所称的"图像革命"
以照片为中心的这些图像不仅仅满足于对语言起到一个补充的作用，而且试图要替代语言诠释、理解和验证现实的功能
图像的中心地位削弱了对于信息、新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现实的传统定义
"看"取代了"读"而成为他们进行判断的基础
照片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成为电报式新闻的绝好补充，这些电报式新闻把读者淹没在一大堆不知来自何处、事关何人的事实中，而照片正好为这些奇怪的干巴巴条目提供了具体的图像，在那些陌生的名字旁附上一张张脸孔
这样，我们至少有这样一种错觉：“新闻”和我们的感官体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这些照片为“今日新闻”创造了一个表面的语境，而“今日新闻”反过来又为照片提供了语境。照片为你听到的一句话提供了语境，而这句话又为照片提供了某种语境，然后你甚至会相信你确实学到了什么东西
但如果这件事是完全独立的，和你过去的知识或未来的打算都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你和那个陌生人的相遇开始于此，也结束于此，那么这个由句子和图片共同创造的语境就没有任何意义
在电报和照片成功地把新闻从有用的信息转变成没有语境的事实时，纵横字谜在美国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消遣
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纵横字谜就是这样的一种伪语境，鸡尾酒会则是另一种“伪语境”，30年代和40年代的广播智力竞赛和现代的电视游戏比赛也是这一类东西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伪语境”，都为“这些彼此没有关联的事实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而且答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利用它们作为消遣、娱乐，或在游戏中找点乐？
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一个更重要的产物也许是伪语境
伪语境的作用是为了让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信息获得一种表面的用处。但伪语境所能提供的不是行动，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变化。这种信息剩下的唯一用处和我们的生活也没有真正的联系
当然，这种唯一的用处就是它的娱乐功能。伪语境是丧失活力之后的文化的最后的避难所
当然，摄影术和电报并不是一锤击倒了印刷文化的大厦
阐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这种习惯统治着世纪之交的美国人的思想。是摄影术和电报
在它们的语言中，没有关联，没有语境，没有历史，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拥有的是用趣味代替复杂而连贯的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入电子对话的每一种媒介，都步步紧随电报和摄影术，并且在表现形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
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躲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当然，玩躲躲猫游戏并没有什么过错，娱乐本身也没有过错。正如有些精神病学家指出的，我们每个人都会筑起自己的空中楼阁，但如果我们想要住在里面，问题就出现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报和摄影术为中心的交流媒介创造了躲躲猫的世界，但在电视出现之前，没有人想要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而且进入了千家万户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电视时代的第二代观众，对于他们来说，电视是他们首选的、最容易接近的老师，在他们中的很多人看来，电视也是他们最可靠的伙伴和朋友。简单地说，电视是新认识论的指挥中心
最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和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电视的倾向影响着公众对于所有话题的理解
电视在很多方面也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充当着指挥中心。例如，我们对于其他媒介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电视的影响
电视已经赢得了“元媒介”的地位——一种不仅决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我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
用罗兰·巴特的话来说，电视还赢得了“神话”的地位
他认为，以神话的态度看待世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就不会有任何质疑，对于自然真实的东西就会变得熟视无睹。神话是一种深深扎根于我们无形意识中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电视的方式
电子和图像革命所产生的最令人不安的后果是：电视呈现出来的世界在我们眼里已经不再是奇怪的，而是自然的
这种陌生感的丧失是我们适应能力的一种标志，而且我们的适应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变化程度
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识论的适应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于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如果我们中的某些人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模式，那么在我们看来，是这些人不合时宜、行为乖张，而绝不是这个时代有什么问题
第二部分
第六章 娱乐业时代
那些妄想利用电视机来提高文化修养的人正是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后视镜”思维：认为一种新媒介只是旧媒介的延伸和扩展，如汽车只是速度更快的马，电灯是功率更大的蜡烛
在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中，这种人犯的错误就是完全误解了电视如何重新定义公众话语的意义
电视无法延伸或扩展文字文化，相反，电视只能攻击文字文化
如果说电视是某种东西的延续，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19世纪中叶源于电报和摄影术的传统，而不是15世纪的印刷术
在这里先要区分一下技术和媒介的概念
技术和媒介的关系就像大脑和思想一样，大脑和技术都是物质装置，思想和媒介都是使物质装置派上用场的东西
一旦技术使用了某种特殊的象征符号，在某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或融入到了经济和政治领域中，它就会变成媒介
换句话说，一种技术只是一台机器，媒介是这台机器创造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每种技术也有自己内在的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它常常表现出要派何种用场的倾向
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种隐喻
例如，印刷术就有明确的倾向，即要被用作语言媒介
电视技术也有自己的倾向
所以，要回答“什么是电视”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白，当我们谈论电视的时候，我们不是指一种技术，而是指一种媒介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电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也就是说，由于使用方法不同，某种技术可能无法充分发挥其潜能或者只能产生最低限度的社会效应
但是，美国的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在民主制度和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电视找到了作为一种技术可以充分发挥潜能的肥沃土地
其中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电视节目在全世界供不应求。
美国的电视节目之所以供不应求，并不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而是因为人们热爱美国的电视
美国的电视确实是美丽的奇观，电视上每个镜头的平均时间是3.5秒，所以我们的眼睛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屏幕一直有新的东西可看。而且，电视展示给观众的主题虽多，却不需要我们动一点脑筋，看电视的目的只是情感上得到满足。美国电视全心全意致力于为观众提供娱乐
但我这里想要说的不是电视的娱乐性，而是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
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
正因为这样，所以即使是报道悲剧和残暴行径的新闻节目，在节目结束之前，播音员也会对观众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新闻节目的所有一切都在向我们证明这一点——播音员的佼好容貌和亲切态度，他们令人愉快的玩笑，节目开始和结束时播放的美妙音乐，生动活泼的镜头和绚丽夺目的各类广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理由为电视上的不幸哭泣。
新闻节目是一种娱乐形式，而不是为了教育、反思或净化灵魂，而且我们还不能过于指责那些把新闻节目作此定位的人。他们播报的新闻不是为了让人读，也不是为了让人听，他们的新闻是让人看的，这是电视自身所指引的方向，他们必须遵循
这里没有阴谋，没有智力欠缺，只有坦白的观点：“好电视”同用于陈述的语言或其他口头交流形式无关，重要的是图像要吸引人
举一个例子，美国广播公司1983年11月20日在颇具争议的电影《从今以后》播放之后进行的一次80分钟的讨论节目
在这里，电视充当了一个非常“严肃”而“负责任”的角色。这个节目的方方面面都在证明，这是对于电视脱离娱乐模式而上升到公共教育层次的一次重要考验。
首先，这个节目的话题是关于核灾难的可能性
其次，这部电影曾遭到几个颇具影响力的组织的猛烈攻击
所以，如何表现出电视作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所具有的价值和严肃意图，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在节目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背景音乐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会依赖音乐告诉观众什么时候需要表现什么样的感情，这是一种常规的演出手法，电视上没有了音乐简直就是个不祥的预兆
第四，在讨论过程中没有电视广告
最后一点，参加讨论的嘉宾每个人都是某种严肃话语的象征
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讨论，没有论点或反论点，没有依据的假设，没有解释，没有阐述，没有定义
在科佩尔先生这一方，怎样让“讨论秀”继续下去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有时他会顺着思路就他听到的论点作些评论，但他更关心的还是分配给每个人应有的时间
但是，使节目显得支离破碎、断断续续的并不仅仅是时间的限制。在电视节目进行过程中，是不允许说“让我想一想”或“我不知道”或“你刚才说……是什么意思”或“你的这些信息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样的话语不仅减慢了电视节目的节奏，而且还造成一种不确定或不完美的印象
提出这样的问题暴露了说话者的思考过程，这在电视上出现会像在拉斯维加斯的舞台上出现一样令人尴尬和乏味
思考无法在电视上得到很好的表现，这一点电视导演们很久以前就发现了
在思考过程中，观众没有东西可看。思考不是表演艺术，而电视需要的是表演艺术
美国广播公司展示给我们的是原本具有高超语言驾驭能力和政治见解的人现在屈服于电视媒介，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80分钟的讨论节目非常具有娱乐性，就像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一样：主题是严肃的，而意义是无法理解的
科佩尔的主持人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表面上看上去是在分析观点，实际上他只是在导演一场表演。最后，大家为这些表演鼓掌，这也是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所希望得到的
它需要的是掌声，而不是反思
我不是绝对地说电视不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它们显然在努力保留文人的高雅和印刷术传统，但这些节目从不和那些具有更多视觉快感的节目抢时间，因为如果那样，它们就没有人看了
归根结底，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种媒介的表现形式可以和这种媒介本身的倾向相对抗
口技表演、舞蹈和哑剧都无法在广播中得到很好的表现，就像复杂的谈话节目不适合电视一样
这些节目只有在通过摄像机始终显示图像的情况下才可以勉强被接受——就像总统发表演讲一样
但这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
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
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
电影、唱片和广播(现在已经成为音乐行业的附属品)都以娱乐为目的，它们在改变美国话语风格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电视和它们不同，因为电视包容了话语的所有形式
任何人都可以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切，甚至更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电视对于文化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力
电视是我们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于是——这是关键之处——电视中表现的世界便成了这个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模型
娱乐不仅仅在电视上成为所有话语的象征，在电视下这种象征仍然统治着一切。就像印刷术曾经控制政治、宗教、商业、教育、法律和其他重要社会事务的运行方式一样，现在电视决定着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
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而这正是电视擅长的
辩论后的综述通常避免对竞选人的观点进行评论，因为确实也没什么可以评论的。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是电视时代的人民选择的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
随着娱乐业和非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
我们的神父和总统，我们的医生和律师，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第七章 好……现在
“好……现在”常被用于广播和电视的新闻节目，目的在于指出我们刚刚看到或听到的东西同我们将要看到或听到的东西毫无关系
这个表达方式让我们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个由电子媒介勾画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秩序和意义，我们不必把它当回事
通过说“好……现在”，新闻播音员的意思是我们对于前一个新闻的关注时间已经够长了(大约45秒)，不必一直念念不忘(比如说90分钟)，你应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新闻或广告
“好……现在”这种世界观不是电视首创的，它是电报和摄影术媾和的产物，但却是通过电视才得到充分的滋养并逐渐成熟的
在电视上，几乎每半个小时就是一档独立的节目，在内容、背景和情绪上都同前后的节目毫无关系
也许是因为电视节目的价码是根据分秒计算的，也许是因为电视使用的是图像而不是文字，也许是因为为了让观众可以随时开始或结束观看，电视上的节目几乎每八分钟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看电视的时候，观众很少需要把上一时间段的思想或情绪带到下一个时间段
在电视的“今日新闻”中，我们可以看见“好……现在”这个话语模式以它最大胆也最让人尴尬的方式出现
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
“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和新闻又有什么关系？不论是对于电视新闻还是任何其他电视节目，“妨碍了观众接受程度”的意思都是一样的：观众不喜欢看节目中的表演者
这句话还意味着观众不信任表演者，该表演者缺少可信度。如果是舞台表演，我们就更能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了：演员的表演让观众觉得他不像他正在扮演的角色
但是新闻节目中缺少可信度又意味着什么呢？联合主持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我们又是凭什么东西来判断表演不够逼真呢？观众会不会认为播音员在撒谎，或报道的事件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或他隐瞒了什么重要的信息？
想到这些可能性的存在，想到报道的真实性要取决于新闻播音员的被接受程度，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古代有一种风俗，带来坏消息的人要被驱逐或杀死。难道电视新闻节目通过一种奇怪的方式又恢复了这样的传统吗？如果我们不喜欢播报新闻的人，是否也要驱逐他呢？难道电视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可以是非不分吗？
如果上面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就值得认识论者注意了
用最简单的话来说，电视为真实性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义：讲述者的可信度决定了事件的真实性
这里的“可信度”指的并不是讲述者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它只是指演员/报道者表现出来的真诚、真实或吸引力(需要具备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特点)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不仅仅限于真理如何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得到体现。如果在电视上可信度代替了事实而成为检验讲述是否可信的决定性因素的话，那么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就不必关心事实真相，而只要努力让自己的表演达到最佳的逼真感就可以了
作为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你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节目的娱乐价值上
例如，你要为节目选择一个音乐主题。所有的电视新闻节目的开始、结束或中间都要插入一段音乐
这足以证明严肃的公众话语和娱乐之间存在的分界线已经荡然无存
音乐和新闻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播放音乐？我想，这可能是和在戏剧和电影中使用音乐的道理是一样的——制造一种情绪，为娱乐提供一个主题
如果没有音乐——就像有时电视节目中会插播新闻字幕一样——观众会猜想一定是什么真正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例如死人之类的，但只要有音乐在，观众就知道没什么了不得
其他的几个特点也验证了新闻节目是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例如每条新闻占用的时间平均为45秒
事实上，电视新闻并不想提醒观众某条新闻有严肃的内涵，否则观众在新闻播完后还必定要继续思考，这样就会妨碍他们观看下一条新闻
其实，观众并没有什么机会分出几秒钟进行一些思考，因为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图像的力量足以压倒文字并使人的思考短路
作为一个电视制片人，你要通过图像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当然，这些画面并不一定要说明新闻的要点，也不需要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些画面，镜头本身就是理由
同样重要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播音员在为电视节目配上开场白或收场白的时候，不要停下来露出痛苦的表情或全身发抖，否则就无法达到一种高度的不真实感
很多播音员似乎并不明白他们所说内容的意义，他们播报地震、大屠杀和其他灾难新闻的时候往往保持一种固定不变的、得体的热情
如果播音员流露出任何恐惧或忧虑，观众一定会寝食不安
在“好……现在”这种文化中，观众其实是播音员的合作伙伴，他们希望播音员在扮演其角色时要表现出说得过去的严肃性，但同时又不需要真正理解角色的含义
在电视观众这方面，就像看戏的观众不会因为舞台上的角色说有个杀人犯在附近居民区流窜就慌忙打电话回家一样，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真
观众还知道，不管有的新闻看上去有多严重，它后面紧跟着播放的一系列广告就会在瞬间消解它的重要性，甚至让它显得稀松平常
这是新闻节目结构的一个关键，它有力地反驳了电视新闻是一种严肃的公众话语形式的言论
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
”如果你是商业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制片人，那么，你根本无法忽视电视提出的要求。它要求你为最大的观众群奋斗，也许你有很好的初衷，但结果你还是可能制作出像麦克尼尔所描述的那种节目
而且，你可能会比麦克尼尔描述的走得更远。简单地说，你会像娱乐业中的任何一个制片人一样包装整个节目
这样的电视节目使得美国人成为西方世界得到最多娱乐却得到最少信息的人
电视通过创造出一种可以被称为“假信息”的种类改变了“得到消息”的含义
假信息并不意味着错误的信息，而是意味着使人产生误解的信息——没有依据、毫无关联、支离破碎或流于表面的信息——这些信息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知道了很多事实，其实却离事实的真相越来越远
我并不是说电视新闻在故意蒙蔽美国人，我想说的是，当新闻被包装成一种娱乐形式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起到了蒙蔽作用
我前面说过，电视新闻节目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
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
但这里我们还是应该指出其中的微妙之处。总统的很多“误述”都是自相矛盾的——在同一语境中，两种不同的解释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同一语境”是个关键词，因为只有通过语境我们才能判断出一个表述是否自相矛盾
简单地说，自相矛盾的存在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只有在一个前后连贯的语境中，观点和事件彼此相关，自相矛盾才能成立。如果语境消失了，或者被割裂了，那么自相矛盾也会随之消失
这是印刷术话语的方式，印刷术是我“来自”的世界，他们都这么说。而他们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话语世界：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
在他们的世界里，一切都是没有连贯性的。存这样一个被割裂的世界里，我们无法通过识别自相矛盾来检验正误，因为自相矛盾根本不存在
我们已经彻底地适应了电视中“好……现在”的世界——所有的事件都是独立存在的，被剥夺了与过去、未来或其他任何事件的关联——连贯性消失了，自相矛盾存在的条件也随之消失了。在没有语境的语境中，它只能消失。没有了自相矛盾
那些把世界分解开来的人们现在正想方设法想把它拼合回去，但他们惊讶地发现，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努力，或者根本就不在乎
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中，对于自相矛盾这种东西早已失去了感知能力，为了这样的公众，处心积虑掩盖事实显然是多此一举
我并不是说公众信息失去重要性都是电视之过。我的意思是，电视是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
和早些时候的印刷机一样，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它还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
在把新闻包装成杂耍的同时，电视也引诱其他媒介这样做，于是整个信息环境都变成了电视的一面镜子
一些新出现的成功杂志，如《人物》和《美国》，不仅仅是电视型印刷媒介的典范，而且它们对于电视也有不可低估的反作用。电视告诉杂志“新闻是一种娱乐”，杂志转而告诉电视“只有娱乐才是新闻”
广播本身的特点使它非常适合传播理性而复杂的语言。但是，除了注意到广播已经完全被音乐俘虏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让人心寒的事实：广播给予我们的语言日渐显得原始凌乱，很多时候只是为了引起本能的反应，也就是说，无所不在的摇滚音乐代替了语言而成为广播的主要收入来源
在现在流行的、观众来电点播节目中，观众的语言不过是一种类人的咕哝声。这样的节目没有内容，在电视的影响下，广播新闻的语言也越来越脱离语境，变得断断续续，所以人们了解这个世界的途径被有效地截断了
于是，我们将快速地进入到一个真正可以被称为“欢乐问答”的信息环境。这个被称为“欢乐问答”的游戏使琐碎的事实作为娱乐的源泉，我们的新闻也一样
第八章 走向伯利恒
电视传道绝不适合传递赤裸裸的仇恨
一方面，你不知道谁在看电视，所以最好不要过于挑衅；
另一方面，满脸涨得通红、不断挥舞双手的仇恨者在电视上会显得非常愚蠢
电视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
其中的两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个结论是，在电视上，宗教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被明白无误地表现为一种娱乐形式
在这里，宗教不再是具有历史感的深刻而神圣的人类活动，没有仪式，没有教义，没有传统，没有神学，更重要的是，没有精神的超脱
在这些节目中，传教士是头号人物，上帝只能充当配角
第二个结论是，宗教之所以成为娱乐是由电视本身的倾向决定的，而不是因为这些所谓的电视传教士存在缺陷
确实，他们中的有些人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见解狭隘还很偏执。他们自然无法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媲美
但是，在缺陷方面，今天的电视传教士和早期的福音传教士或今天只局限于教堂传教的神甫们差别并不大。使这些电视传教士成为宗教体验的敌人的不是他们的弱点，而是他们赖以工作的媒介
大多数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如果能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话语形式都能够从一种媒介转换成另一种媒介的，如果你以为用某种形式表达出来的东西可以丝毫不损害意义地用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那你就过于天真了
也许有的东西是可以复制的，但我们始终要问一个问题：复制过程中会丢失什么？答案可能是：一切赋予教育重要性的东西
不是一切都是可以用电视表达的，或者更准确地说，电视把某种事物转换成了另一种东西，原来的本质可能丢失，也可能被保留下来
大多数电视传教士没有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原本在教堂或帐篷里面对面的传教也可以在电视上进行，而且既不会丢失原意，也不会改变宗教经验的性质
他们没能认识到复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也许是因为电视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观众，让他们心生傲慢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如果传递方式改变了，传递的信息就极有可能也不一样。如果信息传递的语境和耶稣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同，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信息的社会意义和心理意义还能保持不变
电视本身的几个特点以及它的周围环境，使得真正的宗教体验无法实现
首先，我们无法神化电视节目播出的空间
任何传统的宗教仪式都要求，举行仪式的地方要具有某种程度的神圣性。教堂被设计成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所以几乎所有出现在那里的东西都具有宗教的氛围。但是宗教仪式并不一定都要在教堂里举行，只要事先进行一番净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能胜任。所谓“净化”，就是说要去除它一切世俗的用途
但是，为了实现这个转换，一些行为规范是必须遵守的
我们的行为要符合非世俗世界的规则。但在看电视宗教节目时，我们通常不会遵守这些规范
如果观众不能沉浸在非世俗世界的神秘氛围中，那他也就不可能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宗教体验
还有一点，电视屏幕本身也有着很明显的现世主义倾向
屏幕上充满了世俗的记忆，电视广告和娱乐节目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要想把它改造成一个神圣的地方显然是很困难的
而且，观众随时都会意识到，只要轻轻按一下遥控器，宗教节目就会马上变成完全不同的世俗节目——曲棍球比赛、广告、卡通片
不仅如此，在大多数宗教节目的前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广告、流行节目的宣传以及各种各样其他世俗的形象和话语，所以屏幕本身就传递了娱乐不断的信息
不论是历史还是电视的现实情况，都证明反省或精神超脱是不适合电视屏幕的
电视屏幕希望你记住的是，它的图像是你娱乐的源泉
电视传教士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他们知道他们的节目不能代表商业广播之外的另一片天空，而只能充当这个统一体里的一个部分
很多宗教节目都不是按照传统在星期天播出的
有些受人欢迎的传教士非常愿意和世俗节目“齐头并进”，因为他们相信这样可以使他们的节目更具吸引力
钱不是问题，这些宗教节目得到的赞助高达上百万
此外，宗教节目还有众多俊男靓女的捧场，他们既出现在节目中，也出现在观众里。舒勒不仅让名人出现在他的节目中，还让他们出现在他的广告里来吸引观众
吸引观众是这些节目的主要目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运用了最先进的市场推广手段，如派发免费小册子，《圣经》和礼物，杰瑞·法威尔送出的是“耶稣至上”的别针
传教士们对自己如何控制传教内容以提高收视率毫不否认
我相信，你会注意到，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信条。不论是释迦牟尼、摩西、耶稣还是穆罕默德、路德，从来没有哪个伟大的宗教领袖会给人们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给的是人们应该具备的东西
但是，电视只能给予观众他们想要的，电视是“客户友好”型的，要关掉它实在太容易了。只有在呈现动感的视觉形象时，电视才能对观众产生最大的吸引力。它不适合复杂的语言或苛刻的要求
所以，电视上的传教完全不同于圣山上的传道。宗教节目充满了喝彩声，它们庆祝富有，让节目中的演员成为名人
虽然这些节目传递的信息琐碎无聊，但它们仍然会有很高的收视率，或者，也许正是因为它们传递的信息琐碎无聊，它们才会拥有很高的收视率
肯定会有人反对“电视使宗教堕落”这种说法，其中一个理由是，宗教和图像从来都是紧密相联的
宗教的美感是它吸引人们的重要原因。对于天主教和犹太教来说，这一点尤其明显
这些宗教仪式中的饰物与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鲜花、喷泉和布景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宗教本身历史和教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教徒对它们应该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敬畏
我们在真正的宗教中看到的图像是以施展魔力为目的的，而不是为了娱乐
这当中的区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赋予事物魔力，我们可以获得神性，而通过娱乐，我们走得离神越来越远
电视上的大多数宗教节目都是“原教旨主义”的倡导者，它们明确鄙视仪式和神学，它们推崇的是同《圣经》、也就是上帝的直接交流
在电视上，上帝是一个身份不明的次要角色。虽然他的圣名被一再提起，但传教士有血有肉的形象带给我们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值得我们崇拜的是眼前的他，而不是那个看不见的他
我不是说传教士存心想这样做，而是说电视上彩色的特写镜头威力太大
电视最大的长处是它让具体的形象进入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在我们脑中
但归根到底，不管人们对电视宗教有多少批评，有一个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电视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
这就验证了我前面引用过的比利·格雷厄姆和帕特·罗伯逊的话：广大民众需要它
毫无疑问，宗教可以被改造成具有娱乐性的东西，问题是，通过这样的改造，我们是不是把这种“文化中真实可信的东西”毁灭了呢？宗教在运用了电视资源后日渐攀升的受欢迎程度，会不会让更多的传统宗教理念变成疯狂而琐屑的表演？
如汉娜·阿伦特说的，这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真正的危险不在于宗教已经成为电视节目的内容，而在于电视节目可能会成为宗教的内容
第九章 伸出你的手投上一票
娱乐业并不是不想超越平凡，但它的主要目的是取悦观众，它的主要策略是运用技巧
如果政治真的像娱乐业，那么它的目的就不是追求一目了然、公正诚实和超越平凡，而是要做到看上去像这样。这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这另一码事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广告”
通过以最凝练的方式集中展示娱乐业的各种形式——音乐、戏剧、图像、幽默和名人——电视广告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自《资本论》发表以来最猛烈的攻击
为了理解其中的缘由，我们应该记住，资本主义与科学和自由民主一样，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相信，买卖双方应该具有相当的成熟程度，了解足够的信息，然后理智地进行双方互惠的交易，这些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贪欲是资本主义机车的燃料，那么理性就应该是机车的司机。根据这个理论，市场中的竞争要求买者不仅要知道什么产品对他来说是好的，而且要知道什么产品是好的。如果卖方生产了没有价值的东西，那么根据市场的规律，他就应该败出。他们认为，买方的理性激励竞争者成为赢家，并且敦促赢家不断进步。在买方无法做出理性决定的情况下，法律就应该介入使交易无效，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来禁止孩子签订合同
当然，资本主义本身的操作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卡特尔和垄断削弱了资本主义的理论，电视广告则把它弄得一团糟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任何要求，不论是商业的还是其他的，如果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就一定要用语言表达出来；更精确地说，是要用陈述的方式表达出来，因为这个话语世界正是我们判断对错的依据
如果我们丢弃了这个话语世界，那么实践检验、逻辑分析或任何其他理性的工具都将失去意义
从19世纪末开始，商业广告背离了语言陈述，到20世纪50年代，语言形式几乎从商业广告中消失了
通过用图像代替语言，图像广告使感染力成为消费者选择商品的依据，而不再是实践的检验
今天，电视广告上的语言陈述既罕见又缺乏吸引力。广告商说的话是真是假并不重要
理性和广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几乎已经忘记它们之间曾经还存在着某种联系
没有人表达任何意见，只有观众自己从广告的表演中找到某种感觉
你可以喜欢也可以讨厌电视广告，但你无法否认它的威力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电视广告的对象不是产品的品质，而是那些产品消费者的品质
广告商需要知道的不是产品有什么好处，而是购买者有什么问题
于是，企业开支的重心从产品开发转向了市场调查
电视广告把企业从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引向了设法使消费者感觉产品有价值，这意味着企业的业务已经成为一种伪疗法，消费者成了信赖心理表演疗法的病人
奥威尔鄙视的对象是那些惯用宣传和欺骗的政客，他没有想到，“为站不住脚的观点辩护”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方式
他害怕的是作为欺骗者的政客，而不是作为娱乐者的政客
电视广告是塑造现代政治观点表达方式的重要工具，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竞选逐渐采用了电视广告的形式
在一个电视和其他视觉媒介占据重要地位的世界里，“政治知识”是意味着图像，而不是文字
第二，因为电视广告是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多产的一种公众交流手段，美国人不可避免地要接受电视广告的哲学
所谓“接受”，是指我们已经把电视广告当作一种普通而合理的话语方式
所谓“哲学”，是指电视广告关于交流的性质已经形成了与其他媒介(尤其是印刷文字)相左的独特观点
电视广告坚持采用最简短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的方式
如果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电视广告是为了满足观众的心理需要，那么这样的广告结构真是惊人的草率了。它不仅可以被称为“疗法”，而且是“瞬间疗法”
这种广告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心理学原理：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快速解决的，它们的快速解决要借助工艺、技巧和化学
这个理论在任何人看来都肯定是荒谬的，但电视广告蔑视详尽的解释，因为这样既花时间又会招来不同意见
如果观众看广告时还要费心猜测其中的信息是否可信，这样的广告就不能算是好广告
所以，大多数广告都运用了“伪寓言”的文学形式来传递信息
电视广告的主题是教我们应该怎样生活，而且，电视广告具有栩栩如生的图像，通过这些图像我们可以轻松地学会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
广告想要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如短小简单的信息优于冗长复杂的信息，表演优于说理，得到解决方法优于面对问题
这些观点自然要影响我们看待政治话语的态度，也就是说，我们会把电视广告中传递或强化的一些涉及政治的观点视为常理
那时的政治和政治家与电视节目无关，人们观看电视节目是为了娱乐，而不是为了了解政治候选人和他们的观点
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
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
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
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
这就是所有成功电视广告的经验：它们给我们一个口号、一个象征或一个为观众创造出引人注目的形象的焦点
不管是党派政治还是电视政治，它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我们无法知道谁最胜任总统或州长或参议员，但我们知道谁的形象最能排解和抚慰我们心中的不满
我们常常把票投给那些性格、家庭生活和风格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出色的人
古希腊哲学家在2500年以前就说过，人常常以自己的形象塑造上帝。现在，电视政治又添了新招：那些想当上帝的人把自己塑造成观众期望的形象
所以，形象政治一方面保留了为个人利益投票的传统，一方面又改变了“个人利益”的含义
大多数人都为了自己的利益投票，但这些利益都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只能起到心理安慰的作用
和电视广告一样，形象政治也是一种疗法，这就是为什么魅力、容貌、名气和个人隐私会如此充斥其中的道理
就像电视广告为了起到心理疗法的作用而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产品信息一样，形象政治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必须舍弃真实可信的政治内容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历史在形象政治中发挥不了重要作用，因为历史只有对于那些相信过去能够滋养现在的人才有价值
电视是一种具有光年速度的媒介，是以现时为中心的。它的语法里没有表达过去的时态。图像中的一切都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这样，所以电视节目中要特别用语言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录像是几个月前录制的
而且，和它的前辈——电报一样，电视只需要播放这些零星的信息，而不是收集和组织它们
从电视媒介的角度来看，代表历史的正是作为电视屏幕背景的那一片“灰色的混沌”
在娱乐业和形象政治的时代里，政治话语不仅舍弃了思想，而且还舍弃了历史
特伦斯·莫兰认为，在一个本身结构就是偏向图像和片断的媒介里，我们注定要丧失历史的视角
他说，没有了连续性和语境，“零星破碎的信息无法汇集成一个连贯而充满智慧的整体”
我们不是拒绝记忆，我们也没有认为历史不值得记忆，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已经被改造得不会记忆了
镜子只能照出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它无法告诉我们昨天的情况。因为有了电视，我们便纵身跃入了一个与过去毫无关联的现时世界
奥威尔预见到历史将消失，但他认为这是政府所为，是类似于“真理部”这样的机构系统地毁灭对政府不利的史实和记录。当然，这正是苏联的做法
但是，赫胥黎的预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我们应该借助赫胥黎而不是奥威尔来理解电视和其他图像形式对于民主国家的基础所造成的威胁，更明确地说，是对信息自由所造成的威胁
奥威尔认为政府会通过赤裸裸的压制来控制信息的流动，特别是通过禁书的方式，他的猜测是非常合理的
他的这个预言同历史完全吻合，因为只要书籍成为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它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干涉和查禁
弥尔顿知道查禁制度在印刷业里找到了用武之地
事实上，在印刷时代成熟之前，信息和思想并没有成为一个严重的文化问题。如果说一个字写下来会产生某种危险性，那么印刷出来的字就会有百倍的危险。有人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印刷术会带来危险
奥威尔的两项预见——(1)政府控制和(2)印刷材料对西方民主国家形成严重威胁——现在看来都错了
奥威尔实际上探讨的是一个存在于印刷时代的问题，这也是美国宪法起草者们探讨过的问题
在美国宪法制定之初，大多数自由人都是通过传单、报纸或口头语言接触社会。他们以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方式，在熟悉的语境中交流着彼此的政治观点，所以，他们最大的担忧是可能存在的政府专制
《权力法案》规定政府不得限制信息和民众意见的流动
但是建国者们没有预见到政府的专制可能被另外一种问题所取代，也就是说，公司国家通过电视控制了美国公众话语的流动
我们要担心的是电视信息的过剩，而不是政府的限制；在公司国家美国传播的信息面前，我们根本无力保护自己
有些书被禁止进入学校图书馆或用于教学，传统的自由论者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看来他们的反对是无关紧要的。当然，这样的禁书行为让人反感，确实应该遭到反对。但这确实是太微不足道了，甚至可以说是掩人耳目，因为它干扰了自由论者们的注意力，使他们无暇面对那些和新技术有关的问题
学生的阅读自由并没有因为长岛或阿纳海姆或任何其他地方的书被禁而受到损害，而是像格布纳所说的，电视在损害了学生的阅读自由之后，却仍然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电视不是禁止书籍，而是要取代书籍
同禁书制度的斗争主要是在19世纪，但真正取得胜利却是在20世纪。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由电视的经济和象征结构造成的。那些经营电视的人从来没有限制我们获得信息，而是不断扩大我们获得信息的途径
我们的文化部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它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不断地看电视，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使信息简单化的一种媒介，它使信息变得没有内容、没有历史、没有语境，也就是说，信息被包装成为娱乐
各种各样的专制者们都深谙通过提供给民众娱乐来安抚民心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认为民众会忽视那些不能带给他们娱乐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常常要依靠审查制度，而且现在还在这样做
专制者们认为民众清楚地知道严肃话语和娱乐之间的差别，并且会在意这种差别，因而审查制度就是他们对付某些严肃话语的方法
现在的情况却大不相同了，所有的政治话语都采用了娱乐的形式，审查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第十章 教学是一种娱乐活动
父母们喜欢《芝麻街》有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节目减少了他们因为不能或不愿限制孩子看电视而产生的负罪感
《芝麻街》的出现让四五岁的孩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在电视机前入迷地坐上很长时间
父母们热切地希望电视除了告诉孩子哪种早餐麦片最好外，还能够多教他们一些东西
同时，《芝麻街》还减轻了他们教学龄前儿童阅读的责任——这在一个把孩子视为累赘的文化中可不算是件小事
父母们清楚地认识到，尽管《芝麻街》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它和流行在美国社会的那种精神是完全相通的
在《芝麻街》里，可爱的木偶、耀眼的明星、朗朗上口的曲调和快速的编辑，无疑都能带给孩子们很多乐趣，并为他们将来融入一个热爱娱乐的文化作好充分的准备
在教育者这方面，他们也普遍对《芝麻街》持赞同态度
和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喜欢尝试新的方法，特别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们教育可以通过运用新的技术更有效地完成的话
只有当学校像“芝麻街”的时候，《芝麻街》才能起到鼓励孩子热爱学校的作用，也就是说，《芝麻街》改变了传统的学校概念
在教室里，娱乐不过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在电视上，娱乐本身就是一种目的
如果现在的教室开始成为一个枯燥而无趣的学习场所，那么要怪就怪电视机的发明者，而不是儿童电视工作室
我们不能奢望那些想制作好节目的人时时刻刻挂念着教室的功能，他们挂念的只能是电视的功能
这并不意味着《芝麻街》没有教育性，事实上，它绝对具有教育性——每一个电视节目都有教育性。就像阅读能培养人们对于学习的某种倾向一样(不管是怎样的书)，看电视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这种学习，从本质上来说，同书本学习或学校学习是水火不容的。如果我们确实要怪罪《芝麻街》，我们也只能怪它不该装扮成教室的同类物，说到底这是它大胆利用基金和民众钞票的主要理由
作为一个电视节目，作为一个好的电视节目，《芝麻街》没有鼓励孩子热爱学校或任何和学校有关的内容，它鼓励孩子热爱的是电视
《芝麻街》能否教给孩子们字母和数字完全不重要
约翰·杜威曾经说过，课程的内容是学习过程中最不重要的东西。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借用他的观点作为指导
正如杜威在另一本书里写到的，我们学习我们要做的事情。而电视教育的方法是让孩子们去做电视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当然这和教室对他们提出的要求相去甚远，就像读书和看演出风马牛不相及一样
虽然我们无法从各种各样的建议中找出改善教育制度的方法，但大家都清楚地认识到读书和看电视对于学习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成为当今美国关于教育的重要话题
事实上，美国可以被当作西方教育第三次危机中的一个典型例子
第一次危机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那时雅典人经历了从口头文化到字母书写文化的变更
第二次危机出现在16世纪，印刷机的出现使欧洲发生了巨变
第三个阶段正发生在美国，这是电子革命，特别是电视机发明后产生的后果
人们不再认为教育应该建立在缓慢发展的铅字上，一种建立在快速变化的电子图像之上的新型教育已经出现在我们面前
目前的教室还在利用铅字，但它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日渐削弱了。而电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着，为“什么是知识”和“怎样获得知识”重新进行了定义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美国目前最大的教育产业不是在教室里，而是在家里，在电视机前，这个产业的管理者不是学校里的行政人员和教师，而是电视网络公司的董事会和节目制作人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局面是某些人蓄意而为，也不是说那些控制电视的人应承担这个责任。我只是想说，像字母和印刷机一样，电视通过控制人们的时间、注意力和认知习惯获得了控制人们教育的权力
正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把电视称作“课程”是很确切的
在我看来，课程是一种特别的信息系统，其目的是要影响、教育、训练或培养年轻人的思想和性格。电视正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且可以做到持之以恒
通过发挥这样的作用，电视成功地战胜了学校里的课程，甚至几乎消灭了学校里的课程
我曾写过一本书，名字叫《教学是一种保护活动》，我想重提两点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
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
從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
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个人的兴趣要让位于集体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对于年轻人来说绝非易事，而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西塞罗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们摆脱现实的奴役，而现在的年轻人正竭力作着相反的努力——为了适应现实而改变自己
电视提供了一个诱人而富有创意的不同选择，我们也许可以说，电视提出了三条戒律并由此形成了教育的哲学
你不能有前提条件（连续性）
每一个电视节目都应该是完整独立的，观众在观看节目的时候不需要具备其他知识
我们不能说学习是循序渐进的，也不能强调知识的积累需要一定的基础
电视学习者应该可以自由地选择何时开始学习而不会受到歧视
因此，你从来没有看见或听见哪个电视节目开头的时候会警告观众：如果你没有看过前面的节目，你就无法看懂眼前这个节目
电视是不分等级的课程，它不会在任何时候因为任何原因拒绝观众
换句话说，电视通过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而彻底否定了它们和思想之间存在任何关系
你不能令人困惑（让人困惑）
在电视教学中，让观众心生困惑就意味着低收视率。遇到难题的学习者必然要转向其他频道
这就要求电视节目中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学习、运用甚至忍受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信息、故事或观点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
因为对于电视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者的满意程度，而不是学习者的成长
你应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阐述）
争论、假设、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都会让电视变成广播，或者更糟糕，变成三流的印刷材料
所以，电视教学常常采用讲故事的形式，通过动感的图像伴以音乐来进行
这也是《星际旅行》、《宇宙》、《芝麻街》和各种电视广告的特点，如果没有可视性和戏剧背景，任何电视教学都不可能实现
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
在美国青年的生活中，除了睡觉，没有其他活动比看电视占据更多的时间，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大众对于学习的态度正在重新定位
这就引出了我想强调的第二点：这种重新定位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教室的传统功能的日益衰退，而且还体现在教室被改造成一个教和学都以娱乐为目的的地方
老师们，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增强他们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减少学生们必须应对的阐述比重
他们布置的读写任务越来越少，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虽然是万般无奈的)：吸引学生兴趣的主要途径是娱乐
当然，在有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是无意识的
《咪咪见闻录》
在思考《咪咪见闻录》所产生的意义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个创意绝不新奇。所谓的“把三种媒介结合在一起”或“多媒体形式”，曾经有一个名字叫“视听教具”，这是教师们为了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已经运用了多年的方法
这个节目很有吸引力，但似乎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通过观看这个节目，学生们运用英语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但是，教育部仍然一如既往，因为他们相信——再次引用一下理查兹女士的话——“研究表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电视在这方面可以比任何其他媒介都做得更好。”
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最厚道的反应是说它误导人心
乔治·科姆斯托克和他的助手们认真分析了2800项有关电视对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包括对认知过程的影响，没有找到让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证明：“当信息通过戏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学习的效果最明显
而且，在科恩和萨洛蒙、麦林高夫、雅各比、霍耶和舍路卡、斯托弗、弗罗斯特和赖博尔特、斯特恩、威尔森、纽曼、卡茨、阿道尼和帕尼斯以及冈特的研究中，他们得出了相反的结论
在他自己以及其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萨洛蒙得出一个结论：“从电视上获得的意义往往是一些具体的片断，不具备推论性，而从阅读中获得的意义往往和我们原来储存的知识相关，所以具有较强的推论性。”
换句话说，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我们没有发现观看电视可以有效地提高学习效果，电视在培养深层次的、具有推论性的思维方面明显不如铅字
我们不能为了获得捐款就不顾事实。当某个项目岌岌可危的时候，我们似乎都会为了获得支持而吹嘘它的好处
问题是，如果你集资的目的是为了让已经看了太多电视的孩子们再多看一些电视，那么你夸大其词的程度就令人担忧了
《咪咪见闻录》最重要的特点是它的内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因为所有内容必须能够通过电视来表现
我认为，《咪咪见闻录》的创意很可能来自有人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视的好处是什么？”而不是“教育的好处是什么？”
电视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展示遇险的船只、航海历险、脾气暴躁的老船长以及接受电影明星采访的物理学家
为这个情景喜剧量身定做的配有图片的书籍和电脑游戏，证明了电视节目可以控制学校课程
学生浏览的图片和他们玩的电脑游戏，都是由电视节目的内容决定的。书籍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视听教具，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之所以能在学校课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因为它具有娱乐性
当然，电视节目确实可以用于提高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兴趣，甚至成为学习的重心
但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学校课程的内容完全受制于电视节目，人们甚至开始认为教室是学生们了解各种各样的媒介——包括电视——怎样影响人们态度和认知的地方
既然我们的学生在中学结束之前已经观看了大约1.6万个小时的电视，我们理应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部的官员们也应该想到这样的问题：谁应该来教我们的孩子怎样看电视？什么时候不该看电视？
《咪咪的旅途》避开了这些问题，他们希望学生们以观看《西尔街蓝调》的相同心态沉浸于节目之中
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培养“电脑运用能力”也没有涉及电脑的认知倾向和社会效应之类的问题，这正是我们关于新技术应该讨论的最重要的问题。
《咪咪的旅途》按照媒体商人的旨意，盲目而无形地花掉了365万美元，结果学生们学到了什么呢？
可以肯定，他们对鲸鱼有了一些了解，也许也获得了有关航海和识别地图的知识，但这些他们也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了学习是一种娱乐方式，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值得学习的东西都可以采用娱乐的方式出现，而且必须这样
这正是他们希望的，而且他们已经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以同样轻松愉快的方式来接受他们的政治、宗教、新闻和商业
第十一章 赫胥黎的警告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我们的世界已经深受各种监狱文化的残害，奥威尔在他的寓言中已经对这些监狱文化的结构进行了准确的描写
奥威尔不是第一个警告我们专制会带来精神毁灭的人，但他的作品中最可贵的一点就是，他一再强调，不管我们的看守人接受的是左翼思想还是右翼思想，对于我们来说并没有差别，监狱的大门一样是坚不可摧的，管制一样是森严的，偶像崇拜一样是深入人心的
而赫胥黎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在赫胥黎的预言中，“老大哥”并没有成心监视着我们，而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地一直注视着他
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看守人、大门或“真理部”，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通过引入“电视时代”，美国让世界看见了赫胥黎预见的那个未来
奥威尔预言的世界比赫胥黎预言的世界更容易辨认，也更有理由去反对
我们的生活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即将关上的时候要奋力反抗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拿起武器去反对娱乐？当严肃的话语变成了玩笑，我们该向谁抱怨，该用什么样的语气抱怨？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能有什么救命良方？
我担心我们的哲学家在这方面没有给过我们任何指导。他们往往针对众人皆知的人性恶习提出一些明确的思想，而目前出现在美国的问题却无法归入任何思想体系
但现在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了很久，如果还不能意识到游戏的结果，就不可原谅了
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能意识到技术必然会带来社会变迁，还在坚持技术是中性的，仍然认为技术始终是文化的朋友，那么实在是太愚蠢了
从很多例子我们已经看出，通讯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比交通模式中的技术变化更能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
字母带入一种文化，会改变这种文化的认知习惯、社会关系、社会概念、历史和宗教。把活字印刷机带入一种文化，你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但如果把光年速度的图像传送引入文化，你就会发动一场文化革命
这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形态，而且它因为没有文字而显得更加强大
只要人们虔诚地相信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它就可以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美国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们都相信历史正把我们推向某个理想中的天堂，而技术正是推动我们的动力
所以，对于任何像我这样著书讨论这个问题并且想在书的最后提出解决方法的人来说，眼前的困难简直无法逾越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需要什么解决方法
其次，也许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解决方法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我深信只要有困难就会有解决方法
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
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
同样不现实的是干涉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
很多文明国家通过立法限制电视播出的时间，以此来弱化电视在大众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但我相信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一旦电视这种快乐媒介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绝不会同意让它离开片刻
当然，还是有些美国人作过尝试：一篇关于康涅狄格州一个图书馆倡导“关掉电视”的文章
我们很难想像巴布科克夫人没有看出自己立场中表现出来的讽刺性。有很多次，有人让我到电视上去宣传我写的关于反对电视的书，这也是同样的讽刺。这些就是电视文化的矛盾
一个月不看电视到底有什么意义？充其量这是一种苦行。当这个地方的人们结束这种苦行回到他们日常的消遣时，他们会感到多么舒畅啊
但是，我们应该为他们的努力鼓掌，就像我们为那些限制电视中某些内容——例如，过多的暴力、儿童节目中播放的商业广告——的努力鼓掌一样
我特别欣赏约翰·林赛关于禁止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的建议，就像我们现在禁止烟酒广告一样
我对是否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建议不持乐观态度，我也不相信那些旨在提高电视节目质量的提议能有什么成效
我前面提到过，为我们提供纯粹的娱乐是电视最大的好处，它最糟糕的用处是它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和宗教——然后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包装。如果电视节目变得糟糕起来，我们倒是应该庆幸了
问题不在于我们看什么电视，问题在于我们在看电视。要想解决问题，我们必须找到我们怎样看电视的方法
我们对于什么是电视还不甚了解，因为我们对于“什么是信息”和“信息怎样影响文化”这两个问题还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更不要说达成共识了
想到人们如此频繁而热切地使用“信息时代”、“信息爆炸”和“信息社会”之类的词语，我们不难感觉其中的一丝可笑
我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信息的形式、容量、速度和背景发生的变化意味着某种东西，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想得更多
通过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类似问题，美国人才可能和他们的电视机进行对话
如果某种媒介的使用者已经了解了它的危险性，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那些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得出和我一样的答案还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一样的答案并不重要(顺便提一句，我们的答案差别很大)，能够提出问题就够了
提出了问题就是破除了禁忌
这些有关信息的精神、政治和社会作用的问题对于电脑和电视机一样适用
美国人对于电脑的态度也是盲目的，别人告诉他们怎样就是怎样，没有一句异议
对于电脑技术的中心命题——我们解决问题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数据不足——没有人表示过怀疑
直到多年以后，我们发现大量收集和快速检索的数据对于大规模的组织和机构确实很有价值，但没有为大多数普通人解决什么重要问题，它们带来的问题至少和它们能解决的问题一样多
总之，我想指出的是，只有深刻而持久地意识到信息的结构和效应，消除对媒介的神秘感，我们才有可能对电视，或电脑，或任何其他媒介获得某种程度的控制
但我们应该怎样培养这种媒介意识呢？我脑子里只有两个答案：一个纯属无稽之谈，我们马上可以否决掉；另一个成功的希望渺茫，但这是我们仅有的办法
第一个答案，也是那个已遭否决的答案是要创作一种新型的电视节目，其目的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看电视，向人们展示电视怎样重新定义和改变我们对新闻、政治辩论和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看法，而不是让人们停止看电视
但是，很自然，笑到最后的还是电视
为了争取到足够的观众，这些模仿节目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也就是说，对于电视的批评最后还是要依赖电视自身的力量
那些节目中的模仿者可能会成为名人，会出现在电影里，最后再回到电视上效力于商业广告
第二个答案，也是那个希望渺茫的方法是依靠从理论上来说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大众传媒：我们的学校
这是美国人解决一切危险社会问题时采用的传统方法，当然这要取决于人们对教育的效力是否保持一种天真而神化的信仰
这种方法很少起作用。对于我们讨论的这个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指望学校能帮助我们解决
毕竟，对于铅字在塑造文化中起过的作用，我们的学校还没来得及思考
这正是神话的原则，正如罗兰·巴特指出的，神话把历史转变成自然
让学校去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是勉为其难了
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不失去信心。教育家们并不是没有注意到电视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
由于电脑的到来，他们开始产生了某种“媒介意识”。但是，他们的这种意识往往集中在“我们怎样利用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来控制教育”这个问题上，而不是“我们怎样利用教育来控制电视(或电脑，或文字处理机)”上
但是，我们提出解决措施应该具有超前的意识，否则还要什么梦想呢？
而且，帮助年轻人学习解读文化中的象征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学生应该学会怎样疏远某些信息形式
我们希望学校应该把这样的任务纳入课程之中，甚至成为教育的中心
我这里建议的解决方法也正是赫胥黎提出的
他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样相信，我们正处于教育和灾难的竞赛之中，他不懈地著书强调理解媒介政治和媒介认识论的必要性
最后，他试图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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