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喜智
将杨绛的创作特征总结为“智性”，本质区别。然而，杨绛的“智性”却又是有温度、有关怀的，那不是纯然的客观理性，而是理性对感性冲淡中和后的动态平衡。
悲智
“悲智”是个很有些感性的词，它本是一个佛教术语，所谓“悲智”，就是表现悲剧意识的智慧，然而根据情感辩证法的规律，“悲”与“喜”本就相反相成，故“悲智”又可转化为“喜智”。
作者简介
吕约，1970年代出生，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居北京，任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作品发表在POETRY INTERNATIONA（USA），CHINESE LITERATURE TODAY（USA），《人民文学》《今天》《现代诗》等刊物，入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新华夏集：当代中国诗选》，USA）等选本。
出版诗集《吕约诗选》《回到呼吸》《破坏仪式的女人》，学术专著《喜智与悲智》，批评文集《戴面膜的女幽灵》等。曾获首届骆一禾诗歌奖。2015年应邀参加柏林国际诗歌节。作品被翻译成德语、意大利语、英语、西班牙语、日语等。
文章研究对象
杨绛
本名杨季康，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代表作
《洗澡》
《洗澡》是新中国部反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它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描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
《我们仨》
希望每一个迷失在家庭、婚姻、人生得失中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指引。
《“隐身”的串门儿》
杨绛从小就爱读书，她把读书比作“到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家里去串门”。这本书呈现了她丰盈的知识与精神世界。
研究内容
“戏剧研究”
通过对杨绛最初创作的细读分析，并根据其表达情感的方法，分为“喜智”与“悲智”两大类。
“喜智”和“悲智”的“情感辩证法”，作为杨绛创作的“初始风格”，贯穿于杨绛创作的始终，因而具有“原型”分析意义。
“小说研究”
根据杨绛小说“描摹世态人心”的方法，分析其小说叙事中“观世”与“察幾”的辩证关系。
“观世”是对普遍性的世态人性的观照，“察幾”是从细微之处对观世的具体艺术表现形式。
“散文研究”
重点考察杨绛创作中的“记忆书写”及其不同表现形式，并将其分为三种记忆范型： “记”“纪”“忆”；三个主题：“家”“离别”“死亡”；三种结构要素：“梦幻”“镜像”“现实”。
“总体风格研究”
综合戏剧研究、小说研究、散文研究三章的成果，从总体上把握杨绛的“风格”，从外部向内部依次分为： “精神风格”“语体风格”“情感风格”“理性风格”“结构风格”五大类。
文章新见
总体研究的创新”
将杨绛八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视为一个整体，将其创作的语言、叙事、结构、文体、风格等置于二十世纪文学史中进行考察。
“细读分析的创新”
借鉴“知识考古学”方法，将其视为有待重新分类和阐释的“细节群”或“遗迹群”
“分类上的创新”
统摄杨绛创作的总体，在不同的文类内部，发现具有代表性的形式要素，并按照不同的分类学标准进行重新分类。
“总体风格研究的创新”
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更为浓缩的体现；风格学通过对作家创作的研究，呈现创作个性背后隐含的人格魅力、精神气质和审美理想。
总体研究的难点
创作种类的多样性，包括戏剧、散文、小说，还有文学翻译和文学研究。
杨绛作为一位具有高度中西人文素养、学识和见识高远的“学者型作家”，她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十分讲究，因此，在解读的过程之中必须仔细甄别
杨绛的文本变成了需要重新全面梳理的文献材料，对这些文献材料的总体把握、归纳和阐释，对逻辑思维的长度和甄别归纳的准确度，都有较高的要求。
如何理解杨绛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地位与意义？
杨绛的文学史意义
戏剧
作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家，她以喜剧创作成就进入现代文学史。她的戏剧作品已被视为中国现代喜剧的珍品、世态喜剧成熟的标志，尤其是她的戏剧创作中对现代中国经验的表达，以及对中国民间语言的生动运用，为现代话剧的民族化做出了独特贡献。
小说
杨绛的小说创作，秉承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表达“人的真实”的现代文学精神，又接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在以简隽诙谐之笔刻画世态人心方面，她是中国作家中少有的“简·奥斯丁型”的写作者。其为数不多的短篇精品和长篇小说《洗澡》，既是洞察人与现实世界局限性的讽刺作品，又以“庄重之轻”的艺术风格体现了文学的审美超越精神。
散文
杨绛散文的审美价值与历史意义，决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中的经典作家地位。即便以“中国文章”的长时段眼光来看，她的一些珠玉篇章，也足以藏之名山，传诸后世。
文学
杨绛文学创作在现当代文学中的独特贡献在于，打通了现代生活和中国意境，将现代生活、民间立场与中国语言熔铸为一个有机整体，而这正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发展成熟的路途上无法回避的一大难题。
在当代文学中，杨绛尤以散文家身份名世。作为文章家和文体家，她在散文领域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新时期”以来的写作中，她将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与作家的艺术思维有机地结合，以独具一格的文学形式书写历史记忆，为历史提供了“诗的见证”，又为文学注入了历史情怀。
杨绛的语言艺术成就
杨绛的文学语言以沟通文学语言之“源”（民间生活）与“流”（文学语言自身历史）的高度自觉的语言意识，以融通古典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写作实践，创造了一种精纯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从表现力和审美性的角度，体现了现代白话汉语的潜能，从而弥补了现代白话文学语言“断裂”所带来的不足。
“断裂”的文学观与语言观，虽然造就了新的文学和新的语言，其代价却是使得汉语语言文字丧失了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带有政治色彩的“一体化文学”时代，其工具论的语言观和暴力话语模式，又进一步削弱了语言文字的审美属性。
杨绛文学创作的文化内涵
杨绛将融贯中西、会通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意识熔铸于其文学实践之中，在汲取不同文化传统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其独特的精神个性与审美思维。
杨绛的文学作品，既接续了中国文学文化的深远文脉，又创造出具有现代自由精神的新的审美境界。这也正是杨绛文学创作的文化意义之所在。
杨绛创作与知识分子人格精神
杨绛的独特性在于，她选择了“半隐身”（转入文学翻译和研究）和“再复出”的姿态。其前后期创作没有出现精神上的“断裂”，而是保持了审美风格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种一以贯之的风格，是以历史智慧和独立人格精神作为支撑的。
人格精神的特征是，将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与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性和独立精神相结合，并且通过文学创作，将审美理想与人格理想合一。其以《干校六记》和《洗澡》为代表的作品，体现了文学捍卫真实的良知与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