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形势变化也要制度改革
秦朝的案例，扩张造成的制度不适应，推广压力大。
罗马帝国案例
罗马人打仗分阶级：如果你是上等人，有枪，又养得起马，你就可以当骑兵、当军官；如果你没钱，弄根棍子或者拿把刀剑跟在队伍后头，就是轻装步兵、重装步兵。罗马军团里分很多级，“Class”这个单词，就是我们现在英文“阶级”这个词，就是从罗马军团的分级制开始的。打仗抢来的战利品，按出力多少分，有枪有马的就分得多，抄着棍子的平民百姓就分得少，这看起来很合理。可是，如果这种制度长期运营下去，你就会发现它比市场经济还要残酷。市场经济长期按规则运营，就会产生贫富分化。
凯撒被刺：贫富差距的博弈
制度变革
中国其实缺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什么叫好的左派和好的右派？就是双方能够按照共同认定的游戏规则在一起博弈，别动不动就掀桌子，动不动就打翻狗食盆，让大家都吃不成。只有大家坐在一起，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商量好，是要更多的福利还是更多的自由，最后达成一个妥协，也叫共同的底线，这样才会诞生国家的长治久安。——秦晖《共同的底线》。
逻辑立场混沌，思想体系，无法提供有效的制度建设工具
名词之争多于实质辩证
追求实利，实用主义压倒一切，系统平衡永远来自于和稀泥
苏联制度变革：民主与代价
变革目标
民主，是一种价值目标。而价值目标，是无法讨论“价值”本身的高低与优劣的。但它对应于一个国家的战略选择，则实为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
民主是政治改革的一种方向，而对应具体的政治改革，它当然是一种利益关系调整，尤其是权力关系的再造。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再造，其实质是此际需要在总统、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三者之间获得一个恰当的权力平衡。如果我们更深远一些来看待权力“合法性”问题，其间关键是，在什么样的“共识”之下，苏联总统向各加盟共和国总统行使权力，并使各加盟共和国在新的权力制度框架内，建立国家认同
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认识不足，尤其对苏共权力转移在事实上带来的国家认同减弱与民族主义上升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政治本质
政治永远不是静态的逻辑论述与结构安排，它是制度之下，各个强悍的个体，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竞争而出的一个结果。
症结存在的本质
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1/7，因此每年要用宝贵的70多亿美元外汇进口粮食。而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猛降50%，已经低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这不仅使苏联为石油输出而投资的大量输油管线成为无效益的投入，也使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其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甚至低至1.5%，危机出现。油价的下跌、货币贬值以及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做出不再贷款给莫斯科的欠有债务的东欧盟友的这一决定造成一系列经济问题。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的现代化之道是选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在苏联早期的电气化，新的煤矿开采，大坝、铁路、钢铁厂、重工业中心等建设上，是极其匹配的一种经济模式，但早期的重化工业，以追求经济数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在过渡到经济内涵集约性增长方式上，却再也力不从心。所以，越是“加速”，受体制约束，越可能经济增幅减缓。当石油价格下降，出口难以获益之时，这种经济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
变革困境
苏联的国家认同，由两部分构成，其一为国家意识形态认同，亦即社会主义认同；其二为民族认同。苏共权力的瓦解，出乎设计者意料的是国家认同的倾斜，即意识形态认同迅速下降，民族认同迅速上升。传统由国家机关强力控制的民族问题，在苏联改革之际，成为更困扰这个国家的问题来源，而它又快速导向了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方向。
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有某种形式的决策非集中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莫斯科的中央部委下放决策权力。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教训是：将中央决策权力下放，却迅速扩展为普遍的对更多政治自由的要求。
苏联以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这一组织的成员提供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资助。作为回报，这些国家把它们质量最好的商品出口到西方以获取外汇，而把质量低劣的产品提供给苏联。这当然对苏联经济是巨大的消耗，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这一格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摆脱苏联控制而获独立，苏联也因此摆脱政治与经济的两重约束，可以专心进行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
巴尔格乔夫
第一阶段，1985～1988年
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
第三阶段，1990～1991年
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
过程
起初
1985年就任苏共总书记之时，破解苏联困境的选择并非政治改革而是经济改革。但经济改革接近3年时间，高度发育并充分成熟的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几乎没有任何“破绽”可供改革，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才转变方式，由经济而政治，更准确的说法是：“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以政治改革为主导，由此确立。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极具挑战的“市场化”与“民主化”双重改革
改革开始
1987年，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变革，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由此确立。
入手角度
戈尔巴乔夫选择的措施是：将原由苏共中央控制的国家权力，转移至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最高苏维埃。
1989年3月18日，俄罗斯议会选举
1990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后又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他的竞选口号很明确：“俄罗斯优先”——号召俄罗斯人从苏联把自己解放出来。
作为“议会”的最高苏维埃，究竟是行政中心还是立法中心？或者仍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各项权力合并全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解决这一问题是设立苏联总统，行使行政权力，与立法、司法分权。1990年，戈尔巴乔夫当选第一任苏联总统。国家权力，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到最高苏维埃，再到分权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凭借自己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与资源，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过渡。
1990年西方七国集团为鼓励苏联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变，曾达成一个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庄严协定”——西方国家答应在3年内提供450亿～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巩固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推动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
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
1991年8月15日，在苏联的新联盟草案签署的前5天，《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联盟条约草案，这一草案令人震惊，而先前是准备签署完毕再公之于众。草案制定了新的财权税收等政策。
1991年8月18日傍晚，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去到戈尔巴乔夫休假的别墅，他们建议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紧急状态命令，被拒绝。一直隐而未彰的苏共“保守派”开始发力，力求绝地反击。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话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位。戈
独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拯救经济的“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用6年时间，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并没有结出成功之果，叶利钦必须破解经济难题，以证明他更具领导力。
后遗症
“8·19”事件——使叶利钦获得空前声誉的事件，都很疑惑他为什么不趁此人气高涨之际，解决俄罗斯自身的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当时，他离开莫斯科去休假了，回来后，就宣布采取休克疗法。他很轻易地跳过了不完善的俄罗斯制度陷阱。但是，陷阱终究是跳不过去的。
休克疗法应该从物价和贸易自由化开始，并确保控制货币供给为目标的宏观经济稳定。1990～1991年，俄罗斯得到了156亿美元的西方援助，但这笔贷款中的131亿美元被用来支付债务利息。其结果是：到达俄罗斯的西方援助中的大部分被用来偿还西方的债务，因而不能投资到俄罗斯的经济中去。西方政治家的许诺与实际的行动，并不吻合。
1993年10月4日清晨，俄罗斯坎捷米罗夫师的10辆坦克开进莫斯科，最后的、武力的解决行动即将开始。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谁也没有找到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冲突之道。
1993年宪法确立了一个严重失衡的权力分立体制。它建立了一个权力极为强大的总统职位，这不仅意味着俄罗斯是一个总统制的而非议会制的国家，还意味着它是一个超级总统制国家。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去总统之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俄罗斯联邦由此进入普京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