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
2021-05-22 23:57:51 18 举报AI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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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实则就是预测，所有能够提高你预测能力的东西都是知识。基本上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在试图得出正确的答案，只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第七章 预测的机制
预测中也隐含着判断——没有判断，何来预测？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当判断中夹杂了不确定成分时，判断就变成了预测。
《论预测心理》。文中写道：“在不确定状况下做预测或者做判断时，人们似乎并没有遵循统计理论来行事。相反，他们依靠的是有限的几种启发式，有时能因此做出合理的判断，有时又会因此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差。”
在看待基准率时，一条奉行不悖的原则就是：当你对事实一无所知，预测无从谈起时，基准率就是你的答案。
人们在已知某些信息时又是如何进行预测的？
对于那些客观数据，他们并没有关注。这说明，人们会任由模式化的人物形象来干扰他们的判断，这引出了阿莫斯和丹尼尔的下一个疑问：假如人们会基于相关信息做出非理性的预测，那么在完全无关的信息基础上，他们又会做出怎样的预测？
在缺乏具体依据和掌握无用信息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反应会有所不同，”丹尼尔和阿莫斯写道，“缺乏具体依据时，人们会依赖先验概率（基准率）；而当他们掌握无用信息时，先验概率就会被抛在一边。”
当人们意识不到趋均值回归的存在时，他们就无法洞察周遭世界的本质。我们终其一生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因为惩罚他人而获得奖励，又因奖励他人而遭到惩罚。
人类极善于从随机数据中寻找出固定的模式或趋势。我们能够轻松地勾勒场景，提供解释，做出说明，但是，与这方面的高超技能相反，在评估事件的可能性或者用批判的眼光审视事件时，我们就显得力不从心了。一旦接纳了某种假设或者某种解释，我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会将其放大，从而很难再用另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对真实发生了的事件曾做出过极准确的判断，但事实是，他们当初并没有对此事做出过如此高的估计。也就是说，当结局已一目了然时，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事态的发展就像他们预估的一样。阿莫斯的这个讲座过去数年后，菲施霍夫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后视偏见”
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当事情真的发生时，我们又表现得好像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又会头头是道地去解释它。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还是能对无法预料的东西做出解释，这种现象反映出了人类在逻辑推理方面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尽管这种缺陷表现得非常隐晦。它使我们相信，周遭世界并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我们也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样智力出众。原因是，假如我们在只知道结局却并不掌握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能对原本无法预测的事情做出解释，那说明这个结局是早就注定的，而我们本该能提前预料到。我们未能预料，这说明我们智商有限，与世界的不确定性无关。我们总是怪自己没能早一点预见那些事后看来必定会发生的事情。据我们判断，墙上的字迹可能一直就有，问题是，人们能看见这些字迹吗？
他们会把规律强加在随机事件的头上，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在做些什么。阿莫斯管这叫“爬行决定论”，还在笔记中草草写下了它的危害之一：“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阿莫斯提出，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方式，会让过往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事实绝非如此。
决策制定人必须给不同的结果赋予相应的概率，这要求他们在做出决策之前将思考过程明晰化
小结
判断与预测其实在不确定的时候，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判断就变成了一种预测。
但有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人在一无所知的时候会相信基准，例如大样本下大家都是这么做能够达到怎么样的效果，所以我估计你约摸跟大家差不多。但是当我听到了小道消息或者云云之类的无用信息，甚至是各种完全不搭边的信息，实际是对这件事情是无用信息，但是却会抛弃了基准，认为自己的肯定不一样。并且人类很擅长于从杂乱无章的信息中找到自己的证据，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容易深陷在自己的假设中
“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第八章 医生的思维偏误
“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地方，必然会涉及判断。”雷德梅尔说，“而凡是涉及判断，也必有可能出现人为的失误。”
医生看问题总是惯于从职业角度出发，而这也恰恰是给病人带来危险后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病人接受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他所患的疾病，而开展治疗的专家也许对于病人身上其他一些潜在的疾患并不知情。有些时候，隐匿的危险更能致命。
“当某种诊断径直闯入你的脑海，并且能让你对现象做出看似合理的解释时，你就得格外当心了。这个时候，别急着下结论，一定要检视一下你的思维。”
丹尼尔和阿莫斯早就指出，一个人在做预测或是做诊断时，除非他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否则就不能不考虑基准率。
在医院里也罢，在其他场合也罢，雷德梅尔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抱百分之百的把握，而且他认为，其他人也不该如此。
这篇文章描述了人们在不确定情况下做判断的三种方式。作者给这三种方式所起的名字——代表性、可得性、锚定性
令他震撼的是，文中指出，错误是可以预测的，而且是系统性的。
作者写道：“例如，人们在预测远航探险的潜在危险时，总会去想象那些超出他们应对能力的一些意外事件。如果此类艰险被形象地勾画在脑海中，即便它们并不一定真的发生，可还是会让这次远航显得凶险叵测。相反，如果某些困难不容易被人们联想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那么这项任务的风险性极有可能被大大地低估。”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或是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他们对确定性的渴求，或者说至少是对表层确定性的渴求。
在《科学》杂志那篇论文的尾声处，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指出，根据统计数据，尽管经验老到的人有可能避免犯常人易犯的简单错误，但他们依然会犯错，再聪明的人也概莫能外。正如他们所言：“直觉判断常使人们在面对错综复杂、形势不明的问题时陷入相似的谬误。”
预见思维偏误并对其加以纠正，这是雷德梅尔长久以来刻意养成的一个习惯。他深知记忆不可靠，所以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一个小本子，把所思所见随时记在上面。
人们在玩赌钱游戏时表现出的选择倾向会以何种方式影响医生和病患的思维？具体地说，面对一份确定收益和双份风险收益时（比如，要么稳赚100美元，要么在只有50%胜算的情况下冒险去赢得200美元），阿莫斯对哈尔·索克斯解释道，人们倾向于选择确定收益。到手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在面对一份确定的损失时，即要么损失100美元，要么冒险下赌注，50%的可能是分文不损，50%的可能是损失翻倍，人们往往会选择赌一把。在阿莫斯的帮助下，索克斯与另外两位医学界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他们想看看，在面对既定损失而非既定收益时，医生和病人的选择倾向会有什么不同。
在面对关乎生死的选择时，人们的关注焦点并不在概率本身，而在概率的表述形式上。
“萨缪尔森的赌注”得名于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阿莫斯解释说，单次下注时，若有50%的机会能赢得150美元，也有50%的机会会输掉100美元，人们往往会拒绝参与。但是，如果让同一批人进行100次这样的选择，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赌一赌。为什么在有100次下注机会时，他们会估算预期收益并对有利于他们的概率给予更多关注，而在只有单次下注机会时却不这样做？
胜算较大时参与游戏的次数越多，最终的损失就会越低；但参与的次数越多，资金损失总量也会越大。
说明医生在对待群体和对待个体时，态度是不一致的。我们需要对这种不一致采取行动。在个体病案中选择这种治疗方案，在群体病案中又选择另一种治疗方案，这无疑是不合情理的。
人们在从原本并无意义的规律中发掘意义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
人们并非真的经受了这么多的幸福或者不幸，而是因为他们体验的东西与他们记住的东西是两码事。
这也就是说，哪怕一段痛苦经历持续的时间更长些，只要其结局有所好转，那就更易被人们接受。
正如雷德梅尔所言：“最后一刻的印象有可能定格成为永恒。”
峰终原理，哪怕过程痛苦的更久，但是如果结果的时候结局有好转，就能让痛苦的程度极大地下降
人们关注的更多的是表达的形式，而不是概率本身
作者给这三种方式所起的名字——代表性、可得性、锚定性
凡是人进行判断的时候，都有可能会造成错误，但是可以进行系统性规避
第九章 心理学勇士的诞生
“古往今来，有多少重大决策不是在少数几个当权者的一念之间做出的？”决策者如果未曾正视自己的思考过程，未曾控制自己的感情用事，则“极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命运都因其领导人所犯的一些可被避免的错误而改写”。
决策者的任务将不再是保证绝对正确，而是要去弄清楚每一种决定有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妥善应对
丹尼尔怀疑，之所以这样，可能是因为“人们对数字的了解太少，所以不相信数字也能反映问题。所有人都认为概率是虚无的，只存在于某些人的思维中”。
决策领域探究的是人们在形成某种判断之后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知道了概率，或者说自以为知道了概率或判断出概率之后，做了些什么。
研究决策制定的学生们或多或少地放弃了对现实世界的考量，而把范围局限在那些人为构想出来的、由被试配合完成的、概率被清楚界定的实验上。人为构想出的情境在决策研究领域的作用，可以和遗传学研究中果蝇的作用相提并论，二者都被用来替代那些真实生活中无法孤立存在的现象。
人们不是追求价值最大化，他说，人们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
对人们而言信谓“效用”？（这个奇怪的、让人厌恶的字眼儿在此主要指“人给金钱赋予的价值”。）
贝尔努利在“人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人所具有的“风险规避”的心理。教科书上是这样定义“风险规避”的：“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每一笔新增财富在他眼中的价值就越低。同样，每一笔新增财富的效用也会随着财富总量的增长而减少。”
一个理性的人在从两个命题中二选一时，不应该违背“传递性法则”：假如在A和B之间他倾向于A，在B和C之间他倾向于B，那么按道理他应该在A和C之间选择A。若是有人在A和B之间选择了A，在B和C之间选择了B，但最终又在A和C之间选择了C，那他就与“期望效用理论”背道而驰了。在冯·诺依曼和莫根施特恩的其他学说中，最重要的——鉴于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独立性法则”。
根据该法则，在进行二选一的选择时，你不该受到新介入的无关选项的干扰。
不管怎么说，假如我们要指望人类从根本上保持理性，那市场也应保持理性。
阿莱悖论，它已经成为反驳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个著名依据。
很显然，影响决策的并不是后悔本身，只不过是结果引发的情感反应会作用于决策罢了
丹尼尔认为，人们预期到后悔并因此而调整决策，其方式有别于对待其他情感。丹尼尔写道：“可能是受痛苦的影响，此处存在不对等。因为，人们在感到愉悦和幸福时，极少考虑到不幸的事情如果发生该怎么办。”
人们从未像规避后悔那样去规避其他的情感感受。做决定时，人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在追求懊悔最小化。作为一条新理论的开篇，这句话让人看到了希望。当被问及自己在生活中是如何做重大决定时，阿莫斯往往会分享他的小策略：挑出某个选项后，想象一下将来会不会后悔，哪个选项在想象中最不令他后悔，哪个就是最终选择。丹尼尔则将后悔拟人化了。他拒绝更改订好的航班，即便更改会给他带来更大的便捷。因为他担心更改后如果发生空难，那他将不得不承受深切的懊恼。这并不是说丹尼尔预计到了预期懊恼。他最善于预计的，是那些因绝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而生的懊恼，以及那些他可能永远也不需要做出的决定。
做决定时，人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而是在追求懊悔最小化。
当被问及自己在生活中是如何做重大决定时，阿莫斯往往会分享他的小策略：挑出某个选项后，想象一下将来会不会后悔，哪个选项在想象中最不令他后悔，哪个就是最终选择。
丹尼尔似乎是觉得，未来的感受中注定会有痛苦，而预见这种感受有可能会减轻痛苦。
“而当他们手中的号码与中奖号码近似时，他们会毫无道理地认为自己差一点就中大奖了。”丹尼尔在给阿莫斯的备忘中这样总结道。在另一份备忘录中，丹尼尔补充说：“总体来看，人们从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会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轻易地展开与事实相反的想象。懊悔来得那么容易，以至于人们会在他们无法掌控的情境中去想象懊悔。但是，当人们想法儿去避免它时，它的威力才达到最大。至于人们懊悔些什么，懊悔的强度如何，他们还没有找出明确的答案。战争与政治这两个话题从未远离过阿莫斯和丹尼尔的生活。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的日子里，他们近距离地接触过自己的以色列同胞。
“总体来看，人们从同一事件中感受到的痛苦会有极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取决于人们是否能轻易地展开与事实相反的想象。
懊悔来得那么容易，以至于人们会在他们无法掌控的情境中去想象懊悔。但是，当人们想法儿去避免它时，它的威力才达到最大。
阿莫斯和丹尼尔判断，更易让人们后悔的不是那些该做却没有做的事，而是那些已经做了但人们宁愿自己当初没有做过的事。
丹尼尔在给阿莫斯的备忘录里写道：“为改变现状而采取的措施一旦以失败告终，其带来的痛苦会比什么都没做却以失败告终造成的痛苦更强烈。当人们没有采取原本可以避免灾难的行动时，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对灾难的发生负有责任。”
后悔与“靠近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越是靠近目标，你就越有可能在达不到目标时感到后悔。第二条规则是，后悔与责任感有关。你越是觉得自己对结局负有责任，就越有可能在结局不如意时感到后悔。
丹尼尔和阿莫斯认为，在生活中，“现状”就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它是指人们在不采取任何行动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诸如迟疑不决、不愿采取积极行动等都可以从这条规则中获得解释。”丹尼尔写道。他们认为，对后悔的预期可能在人类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人们对未采取过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一无所知，那就不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后悔情绪。”丹尼尔写道，“我们永远也无法确知，假如当初选择了另一个职业，或是另一个配偶，生活是不是会更幸福一些……因此，若是对于某些决定的利弊一无所知，我们倒也能免受后悔懊恼之苦。”他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复推敲这一基本概念：要想解释期望效用理论解释不了的悖论，构建一套能够预测人类行为的更完善的学说，他们必须依靠心理学。
丹尼尔和阿莫斯认为，在生活中，“现状”就是一个确定的东西，它是指人们在不采取任何行动时所能得到的一切。
如果人们对未采取过的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一无所知，那就不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后悔情绪。
期望效用理论也曾指出，在需要承担风险才能获得一笔高额回报时，人们更愿意接受一笔数额较小但稳赚不赔的收益。这就是“风险规避”。
在人们对金钱的感知中，正如对待光、对待声、对待气候，以及对待天底下所有事一样，最重要的不是绝对水平，而是发生了多大变化。人们在进行小额赌博时，总是从输或赢的角度来思考并做出选择，并没有考虑绝对水平。
人不是在追求价值最大化，而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
第十章 孤立效应：风险决策
在面对以收益率为参照的选项时，人们会选择稳妥。但若把以损失率为参照的选项摆在同一人面前时，他会选择赌一把。这时候，他更愿意试着险中求胜。让人们接受一笔损失，而不是冒险一搏但有可能承担更大损失，这就好比让人们放弃一笔收益，而不是冒险一搏去获得更大收益，两者的概率差不多是相同的。
在从确定和不确定二者间做选择时，人们规避风险的需求超过了获取收益的需求。
“人对待损失比对待收益更加敏感，这种特性并不仅限于金钱问题。”阿莫斯和丹尼尔写道，“这反映出了人类的一个普遍特质：以快乐为最终目标。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宁可放弃因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产生的幸福感，也不愿体验因失去同样的东西而产生的痛苦感。”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能够无限度地感受到快乐却对痛苦麻木不仁的物种也许并不能长存。”
在努力揭示这一新发现的影响时，他们很快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后悔理论，至少作为一种理论，是该退场了。诚然，它能够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做出一些看似不理性的事情，比如接受一份确定收益，而放弃有可能通过下赌注赢得的更高收益。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面对损失时，人们会甘冒风险赌一把。
明确界定人们会在哪个点上，以哪种方式对兼具损失和收益的不同赌局做出回应。
第一，人们会对微弱变化做出反应。第二，人们对待收益风险和损失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在探查人们对具体赌局的反应时，他们又获得了第三个重要发现：人们不会直截了当地对概率做出反应。
当不确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时，人们的反应也会不同
在概率面前，人们是用情感而非理性在解决问题。
人们对极小概率的情感反应会导致他们一改往日的风险观，在可能性极小的收益面前变成风险追求者，而在可能性同样很小的损失面前变成风险规避者。
在冒险一赌和获得确定收益这两者之间，人们宁愿得到一份确定的收益，也不愿冒险去赢得更高的期望价值
推动人们追逐风险和推动人们规避风险一样简单。你只需将带有损失的选项摆在他们面前。
人们在面对可能出现的损失而非可能获得的收益时，会做出何种不同的反应。当人们的决策带来低于“参照点”的后果时，损失就出现了。但是，这个参照点又是什么？简单来说，参照点就是起始点，就是你的现有状况。当最终结果比现状更差时，你就要承受损失了。
参照点实则是一种思维状态。即便在最直观的赌局里，你也可以通过让收益看起来像损失，或是让损失看起来像收益而改变人们的参照点。
这样一来，仅凭改变对事物的表述方式，你就能够操控人们的选择。
当你把确定的东西描述得像损失时，人们选择赌一把。而当你把确定的东西描述得像收益时，人们选择确定。
参照点——帮助你区分收益和损失——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其实是一种心理状态。“究竟是收益还是损失，这取决于问题的呈现方式，取决于问题发生的背景。”
丹尼尔和阿莫斯试图说明，面对风险决策时，人们并没有将它放在背景中考虑，而是将其孤立出来加以评估。
他们称之为“框架效应”。通过改变对事实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来像损失，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扭转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将他们从风险规避者变成风险追逐者。
人们不是在选择事情，而是在选择对这件事的描述。
减少选择项会让你感觉更好——这对经济学来说可算是个异端学说。”他说。
仅仅因为占有某样东西，人们就会给这些碰巧属于他们的东西赋予不合常理的额外价值，以至于即便能用它获得经济收益，人们还是极不情愿放弃。
如果人们的错误呈现出系统性特质，那就不能对其视而不见。不能用多数时候的理性行为来抵消个别情况下的不理性行为。人有可能会犯系统性错误，市场也是如此。
丹尼尔和阿莫斯不想陷入人类是否具备理性的纷争中去。这样的争论只会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们所揭示的真相上移开。
第一，人们会对微弱变化做出反应。第二，人们对待收益风险和损失风险的态度是不同的。第三个重要发现：人们不会直截了当地对概率做出反应。
第十一章 反事实思维的谜团
丹尼尔又在可得性、代表性和锚定性的基础之上想到了第四个启发式，后来他称之为“模拟性”，用于描述无法实现的可能性对于人类思维的影响力。
丹尼尔想要知道，人们在进行反事实思维时，是如何构想出那些与真实情况相反的可能性的。简单地说，他想要揭示人们的想象规律。
现实情况并非是导致沮丧情绪的唯一根源。眼前的现实和另一个现实之间的接近程度同样会影响人的情绪。
丹尼尔着手要去研究的，正是这些限制。他希望能更深入地探查他所谓的“反事实情绪”，或者说，那些促使人们在思维空间里构想一个假想现实，从而使真实现状带来的痛苦得以缓解的情感。在“反事实情绪”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后悔”，其基本特质也适用于沮丧和嫉妒这两种情感。
嫉妒则有所不同。人们无须费力去构建一个想象出的情形来体验嫉妒。“能否想象出不同的情形，这似乎取决于个体与所嫉妒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要想体验嫉妒，你只需来一番换位思考就足够了，没有必要非得构想出一个合理的场景。”说来奇怪，嫉妒并不需要借助想象之力。
“一件事导致的后果越多，要消解这件事所需的努力就越大。”丹尼尔在信中写道。另一条与此相关的规则是，“当我们把事件场景退回到从前时，该事件会逐渐变得不那么难以接受”。
随着时间的流逝，任何一件事的后果都会累积起来，从而导致更多的东西有待被消解。待消解的东西越多，思维就越不可能去尝试消解。这也许正是用时间来治愈伤痛的一种方式。
对于常规形式导致的结果和非常规形式导致的结果，人们的态度好像大相径庭。
阿莫斯在笔记中写道：“依据阴影理论，备选状况或者可能出现的场景决定着我们对现实的预期，决定着我们如何看待现实、如何回顾现实、如何对现实做出解释，同时，也决定着我们会因之陷入何种情感状态。”在笔记接近尾声处，他用一句话概括了所有：“何谓现实？现实就是一团充满各种可能性的云彩。”
模拟性，就是在之前所说的可得性（之前发生过被记住的案例）、代表性（相似性判断）以及锚定性（另一件不相关的事情作为参考）之外的第四个特性。“反事实情绪”，那些促使人们在思维空间里构想一个假想现实，从而使真实现状带来的痛苦得以缓解的情感。包括后悔、沮丧、嫉妒等。这些不现实的情形同样也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假如XX就好了。”
第十二章 可能性之疑云
阿莫斯的结论征服了全场：隐喻实则是思维的替代物。他说：“隐喻具有生动形象、易于记忆等特点，且很难用思辨式的分析来解释它。鉴于此，尽管隐喻并不一定准确、有效，甚至有时还会误导我们，但它依然对人类判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隐喻用语义模糊性替代了真实世界的不确定性，它是对现实的遮蔽。”
当逻辑性被故事情节包裹起来时，就会被人们视而不见。
使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陷入判断误区的，正是丹尼尔和阿莫斯总结出的“代表性”启发式，或者说是人们所要判断的事物与他们对此事物的思维定式之间的相似性。
他们带领读者近距离地审视了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违背“概率学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这条质性法则的”。他们解释说，人们之所以选择附加细节更多的那条描述——即便它的可能性更低，是因为那条描述具有“代表性”。
比如，任何一项预测，假如赋之以较多细节，使其内部前后一致，那么即便这个预测不可能实现，也会让人觉得它是可信的。律师若想在案件审理中占据上风，只需在描述具体事件或人物时添加一些“代表性细节”，如此一来，即便证据与事实相去甚远，其说服力也会大大增加。
经验法则对思维的影响力展示了一番，这些令人费解的力量被他们称为“启发式”。
终篇 葬礼与诺奖
人们做何种选择，取决于这种选择以何种形式被呈现出来。有时候，人们并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们会从背景中提取某种暗示。他们“构架”出了自己的偏好。在此过程中，他们会选择一条最顺畅的道路，即便这条路要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
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看见别人业已看见的，还要思考别人未曾说出的
阿莫斯
生命就是一本书，薄厚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够不够精彩
他说，‘自那之后，我觉得自己必须维系一个英雄的形象。因为我曾经做过英雄，所以时刻都得努力达到英雄的标准’
他要讲的主题是幸福，这是他最想和阿莫斯一起研究却一直未能如愿的主题。他谈到了人们对幸福的预期与他们真正体验到的幸福是如何的不同，以及它们与人所记住的幸福又是如何不同。
绝不去幻想那些有望成为现实的事。如果他对有可能实现的东西进行幻想，那他就会失去动力而放弃努力。
既然在想象中它们是那么逼真生动，就仿佛已经为你所有，那又何苦再去费力争取？他没有能力结束那场夺走他父亲生命的战争，那么幻想一下自己单枪匹马消灭敌人又有何妨？
伟大的遗憾，学术界的两位旷世的奇才
阿莫斯说的，当我曾经成为过一个英雄，我必须每时每刻都要达到英雄的标准
本书总结
本书以两位学者的伟大友谊与成果为基础，以传记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的发现，人很多时候做的判断、预估、预测，都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的一种测量，对现实与自己期望的结果的比对
在这种比对中，存在有可得性、代表性、锚定性以及模拟性几个可能影响我们正确判断的原理，后面可以读一读思考，快与慢，看看具体两位学者的作品
本书启发极大，人的判断原来是有这么多谬误的，原来我们是可以采用贝叶斯原来来判断的，大家都是普通人，跟着大数定律下的大概率的结果走就好，不要相信这么多谁家的谁谁这种单个样本。
《思维的发现》关于决策与判断的科学——迈克尔·刘易斯
目录：
引 言 历久弥新的问题：思维在做什么
在我的作品《魔球》中，身材肥胖或者长相不端正的球员最容易被估低身价，而身材匀称或者相貌俊朗的球员往往能获得更高身价。这些偏见来自哪里？人的思维在我们形成判断和做出决策时是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的？
第一章 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只靠模型，不掺杂任何的人为判断，这会迫使你思考：为什么球探眼中出色的球员在模型统计中得分那么低？为什么球探眼中平庸的球员在统计模型中得分又会那么高？”莫雷说。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尔•卡尼曼
从七岁开始，他就被告知不能相信任何人。他能活下来，靠的就是把自己隔绝在人群之外，不让别人看清他的真实面目。他注定会成为世界顶尖的心理学家，成为开拓人类错误行为研究领域令人称奇的权威。
第三章 局内人：阿莫斯•特沃斯基
“他走进房间时，看起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待到他开口讲话时，他会在瞬间成为焦点，每个人都会抬头看向他，期待倾听他的声音。” 你越快发现阿莫斯比你聪明，你就越聪明。
第四章 回到以色列
丹尼尔总能在平淡无奇的事情中发现问题，好像他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每一次上课，学生都想知道他又会带来什么难题。后来的某一天，他带来了阿莫斯•特沃斯基。
第五章 碰撞：小白鼠与巨蟒
把丹尼尔和阿莫斯放在一起，就像是把小白鼠扔进了巨蟒的地盘。可待到你回头再看时，却发现小白鼠在滔滔不绝，而巨蟒却蜷缩在角落安静地倾听。
第六章 判断的机制
并非是人们愚笨，而是因为在判断时，人们所奉行的原则（我越容易想起来的事儿，就越容易是真实存在的）往往发挥出了强大的作用。人的判断会被那些容易记住的事所扭曲。
人们通过编故事来预测。不论是不是心甘情愿，人们总是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人们相信只要竭尽全力，就能预测未来。人们能够接受任何合乎事实的解释。
对关节痛患者而言，当疼痛加剧时，选择性匹配会导致他们从天气变化中寻求答案，而当疼痛不明显时，他们却极少关注天气。若是在某一天疼痛剧烈，又恰逢天气恶劣，那病人很可能终其一生都认为关节痛与天气有关。
战争与政治这两个话题从未远离过阿莫斯和丹尼尔的生活。在赎罪日战争结束后，他们总结道：“当人们没有采取原本可以避免灾难的行动时，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对灾难的发生负有责任。”
第十章 孤立效应：前景理论的诞生
通过改变对事实的描述方式，使收益看起来像损失，你就能轻而易举地扭转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将他们从风险规避者变成风险追逐者。
在生活中，人们经常会在思维空间里模拟未来。如果我对他的提议说了“不”字，结果会怎样？然而，有些场景是被阻隔在思维之外的，就像人们在面对悲剧时产生的惋惜之情一样，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
阿莫斯写道：“有些事在我看来纯属朋友间的知无不言，可在丹尼尔那里就变成了伤害。他视为正确的交流之道，在我看来却不够亲切。此外，他很难接受外界对我们二人的不同态度。”
一屋子人都穿着黑西装，丹尼尔却穿着衬衫——按照以色列葬礼的风俗。这让所有人感到意外：丹尼尔好像忘记了身处何地。但毫无争议的是，所有人都认为该由他来致悼词。
注释
致谢
引言 历久弥新的问题：思维在做什么
人们开始借助更全面的数据，利用更科学的方法去分析并发现市场的低效
当这种基于数据的方法被应用在高风险的决策制定环节，却并未在短时间内取得更大的成效时，它会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批评，而传统的决策制定方法是不会遭遇这种局面的。
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就曾分析过棒球专家是如何对球员做出错误判断的——如何在专家思维方式的影响下做出误判。
但是，这个故事中实则隐含着另一个故事，那是一个我未能深入、未曾讲述的故事，它关乎人的思维在我们形成判断和做出决策时是如何发挥积极作用或者消极作用的。
当我们在投资、用人、谋事等问题上举棋不定时，思维是如何引导我们做出最终决断的？思维又是如何进行数据加工的？这些数据要么来自一场棒球赛，一份收入报告，一次选拔赛，要么来自一次体检，或者一次闪电约会。彼时彼刻人的大脑——甚至包括被公认的专家的大脑——在做些什么，以至于让人们做出足以令别人（那些只信数据不信专家的人）从中牟利的错误判断？两位以色列心理学家又是为何会对此类问题给予如此多的关注，从而让他们也有望在几十年后能写出一本介绍美式棒球的书？是什么让这两位身处中东的科学家坐下来研究思维：在对一个棒球手做出判断时，在决定投资与否，或者在考虑总统候选人时，思维都在做些什么？另外，一个心理学家为何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凡此种种，我都将在这本书中为大家一一解答。
当我们在投资、用人、谋事等问题上举棋不定时，思维是如何引导我们做出最终决断的？思维又是如何进行数据加工的？
我们常说专家也经常犯错误，即使他们知道什么是更科学的方法。那为什么人在进行判断与决策的时候会误判呢？先不讨论结果本身，决策的机制与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章 NBA的数据模型：达里尔·莫雷
与那些巨人在面试中打交道10年之后，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产生了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他不能让面对面的交流影响自己的判断.
问题不在于他们身上的魅力，而在于这些魅力有可能掩盖住的东西：毒瘾、人格缺陷、不法行为或者对高强度训练的强烈排斥。
莫雷如今认识到，人们在所谓预测成功后的一言一行，多数都是假的：假装知道但实则并不知道。面对世上那么多有趣的问题，诚实的答案只有一个：“不确定”。
在面试前来应聘的球探时，莫雷最在意对方是不是会为那些不具备确定答案的问题寻找答案，是不是能意识到犯错也是人之常情。
他给“怪人”下了一个新定义：能够充分了解自己，从而会质疑自己的人。
莫雷说：“知识实则就是预测，所有能够提高你预测能力的东西都是知识。基本上你在做每件事的时候都在试图得出正确的答案，只不过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莫雷更多的是把自己的那套模型看成“较佳答案”，而非“标准答案”。
要验证评价球员的方法是否可行，就必须以球员的所有信息为基础搭建数据库。
休斯敦火箭队当年的很多做法如今看起来并不复杂：和华尔街上的交易商、总统竞选团队的负责人，还有那些根据浏览记录预测你的购物倾向的公司一样，他们的统计实质上采用的是同一类演算法。但是在2006年，那可不是件轻松的事。
“我忽略了一些问题，我没有考虑到模型的局限性。”
“当一切进展不顺时，人们会嫌麻烦，他们这时会重新恢复曾经奏效的那些习惯。而我的宗旨是：遵奉最初的原则。如果这些身体指标有用，那就用更精密的方法去分析这些指标。以前模型中对球员大学时期表现的权重必须得调低，而有关身体素质的权重则要调高。”
把人的主观判断与他的数字模型融合在一起。这可不仅仅意味着改进原有的模型。这需要他兼容并包，既要依靠数据分析，又要听取专家意见。
贴在马克·加索尔身上的标签影响了人们对他的判断，导致大家“以名取人”。“
球探在看球员打球时，很容易形成瞬时印象，继而按照这个印象去寻找证据。他听人说过，这种情况叫“证实性偏见”。人们总是不乐意看到那些他们不想看见的东西，而迫切希望看到他们乐于看见的。
当你遇到和自己相像的某个人时，你自会找出喜欢他的理由。
思维能让人给原本不确定的东西赋予确定性，这也许是它给我们耍的最绝妙的一个戏法了。
出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人们在评判他人时会只看见自己想看的东西，而对之前未曾发现的东西反应迟缓。
仅凭你知道偏见的存在，并不足以让你克服这个偏见，意识到这一点时，莫雷有些不安了。
禀赋效应是指当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那么他对该物品价值的评价要比未拥有之前大大增加。
“当前效应”的心理——在做出决策时，容易低估未来的发展，认为当前必好于以后。
“后视效应”就是指人们在看到结果时，容易表现出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的样子。
因为他们始终在为了取悦他人而打球，惯于说些别人爱听的话，甚至已经到了失去自我的地步。
就像在赌局中玩21点，牌局开始时就在算牌，但最多只算准一个点。选人和打牌一样，都是在下赌注。
在决策制定环节出现的这种变化，与人类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联系，与人们在面临不确定状况时思维是如何运作的有着密切联系。
对球员进行预测，传统的思维就是会去找那些他可能成为成功球员的因素，但大多数时候这种判断就像点球成金里面，去看球员的身材、看球员的出身学校等等，但实际上这种预测是在用不确定来预判不确定。而采用模型与数据，可以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判断，并且在后续中还可以进行重复性检验，在结果能够进行判断是否模型与数据出现问题
对于人未来是怎么样的判断，容易沉迷在一些错误的判断中，例如有
影响力中的喜好原则
禀赋效应：其实这个是影响力里面的承诺一致，当自己拥有了之后就会提高自己的评价
当前效应：现在好于未来
后视效应：我看到了结果，其实我之前都猜到了
第二章 局外人：丹尼尔·卡尼曼
人之复杂和有趣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宗教和躯体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借由它们获得相同的感受。
他是一个不需要根的人，总认为生活是由一连串的偶然事件构成的——事情会以这种形式发生，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凡尘俗世里最大限度地去利用这些偶发事件。”
我对心理学感兴趣其实是为了走进哲学，为了看懂这个世界，我试着去研究为何人们，尤其是我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看待世界。
如果你无法观测到思维的工作过程，又何谈装模作样地去研究它？值得人们予以科学关注的，能够以科学的手段加以研究的，应该是生物的行为方式。
当时的主流学派是行为主义，其领军人物斯金纳早在“二战”期间就启动了相关研究。
金纳的鸽子实验取得了成功，标志着一项影响深远的研究自此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任何动物的行为都受制于外部奖励或惩罚，而非受思想和情感的驱动
行为主义学派认为，凡是他们在老鼠或鸽子身上得出的结论，都适用于人类。
行为主义学说的魅力在于，科学变成了一目了然的东西：我们能够观察到刺激物，也能记录下该刺激所带来的反应。这个过程看起来是那么的“客观”，它不再取决于主观感受或者感觉。一切重要因素都是可被观察、可被检测的。
大脑是如何构建意义的？是如何把它所采集到的碎片化信息转化为一个完整而连贯的图像的？为什么这个图像总好像是由思维强加给外界，而非由外界强加于思维的？人是如何将记忆的碎片拼凑成一个连贯且完整的故事的？为什么人对问题的看法会随着问题所处的不同环境而变化？
这个领域呈现出了一种“外祖母的阁楼”的特质，即各种相互之间毫无关联并且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都被抛进了心理学。
整体优点产生的光环影响了对具体特征的评价，反之亦然。
他告诉她们要提出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以便了解应征者在实际情况中的真实表现，而不是听应征者对自己做出的主观评价
处理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做判断的那个人不能掺杂私念，不能抱着“我觉得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态度，而应该考虑“他是怎么做的”。
预测的结果与被试的智商和受教育程度之间并无密切关联——也就是说，它们反映出了一些借助简单工具无法测量出来的信息。这就是“卡尼曼量表”的由来。
在做了大学教授之后，丹尼尔告诉自己的学生，“当别人说到某件事时，不要去想它是不是真的，而要想它在什么情况下会成为真的”。这也正是他在知识面前表现出的一种本能，是他进行思考时自然而然迈出的第一步：听取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尽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试着从中寻找意义。
当抛却本能感觉时，他们对别人的判断更加准确了。
当抛弃本能的感觉的时候，他们对别人的判断更加准确了
当别人说某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去想他是不是真的，而是要想他在什么时候会是真的
听取别人说的每一句话，尽量不去推翻它，而是试着从中寻找意义
第三章 局内人：阿莫斯·特沃斯基
阿莫斯认为，哲学的问题就在于它没有遵从科学法则。哲学家仅凭着对他本人这一个样本的检验，就得出了关乎人性的理论。而心理学至少还装装样子，让自己显得像一门科学，起码它始终是以确凿数据为支撑的。
阿莫斯说：“很难说清楚人们是如何选择生活道路的，我们的很多重大选择实际上都是随机做出的，反而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选择能够反映出我们真实的一面。我们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可能取决于我们高中时碰巧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配偶也可能取决于在适当的时候恰好出现在我们身边的那个人。相反，小选择往往是成体系的。我是一个心理学家这件事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学家倒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
1959年的某一天，那时他们还在希伯来大学上二年级，阿姆农偶然读到了一篇题为“决策理论”的文章，作者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沃德·爱德华兹。文章开篇这样写道：“很多社会学家而非心理学家试图解释个体行为的根源，众多经济学家和个别心理学家用大量的理论和少量的实证来探讨个体的决策问题。
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市场规划、公共政策等很多方面的内容都是以决策理论为依托的。而最喜欢检验理论从而揭示人类是如何做出决策的心理学家群体却极少关注经济学。
只是在呼吁心理学家，或者说让心理学家能自发地去检验一下经济学家提出的假设和预想。经济学家假设人类是“理性的”。个中深意是什么？最起码是在说人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面临一系列选择时，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将其依次排列。
如果他们平时在咖啡和茶中间更喜欢咖啡，在茶和热巧克力中间更喜欢茶，那么按照逻辑，在咖啡和热巧克力两者间，他们会更喜欢前者。简单地说，当你在A、B两者间选择了A，在B、C两者间选择了B，那么在A、C两者间你就一定会选择A。用学术名词来表示，这叫作“传递性”。如果人们在给自己的喜好排序时打破了这种“传递性”，市场运作将难以正常进行。
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不是具有“传递性”？如果他们原本更喜欢咖啡，而不是茶，更喜欢茶，而不是热巧克力，那是不是一定会在咖啡和热巧克力之间选择咖啡？爱德华兹指出，有个别学者已经在研究这一问题，其中有一位数学家，名叫肯尼思·梅。梅在发表于经济学核心期刊的一篇文章《计量经济学》中，描述了他针对自己的学生所做的测试，以分析他们在选择配偶时的逻辑思维特征。
事实证明，杰克逊州立监狱的犯人在选择奖品时的表现像极了肯尼思·梅那些做配偶选择题的学生：在明确表示他们更喜欢A而非B，更喜欢B而非C之后，他们依然有可能在C和A之间选择C。
即使在事前问他们是否会选择C而放弃A时，他们信誓旦旦地说不会，最终他们也还是会选择C。
青蛙能够感觉到90摄氏度和200摄氏度的差别，但是对于增加了1摄氏度的水温却没有感觉。
人体的某一部分生物机能会让我们感知到巨大的差异，而另一些机能则可以让我们感知到微小的差异，比如挠痒痒的感觉和被刺痛的感觉。阿莫斯指出，当人们察觉不到那些微小的差异时，‘传递性’法则就会被打破。
阿莫斯阐述了如何在人们不遵从“传递性”法则的情况下预测其行为。
当他们喜欢A更甚于B，喜欢B更甚于C，最终却选择了C而非A时，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意为之，而是因为三者间的差异有时候小到难以被察觉。
库姆斯将决策进行了分类，一类是多多益善型的决策，另一类是较为微妙的决策。比如，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人们总会认为钱越多越好，而痛苦越少越好。但是让库姆斯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边界模糊的选择。
库姆斯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先是对各种决策进行了分组，每组包含两种选择作为比较项。在他构建的这个数学模型中，二选一的问题（比如从两个人中选择一个作为配偶）变成了一个多段位问题。一个人会在脑海中勾勒理想伴侣的样子，或者勾勒出对方最好能拥有的一些特质。他会把在现实世界中所做的每一次选择都和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做个对比，然后从中选择与其理想最接近的那一位。
一个人是如何决定该往茶里放多少糖的？没错，他大概知道多少糖才能让茶喝起来甜度适宜，所以他不断地往茶里添糖，直至他认为茶中的糖分含量已接近最适宜的程度。库姆斯认为，生活中的很多选择都与此类似，只不过更复杂一些罢了。
克莱德·库姆斯认为，人们所做的决策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对两个事物间相似性的评判集合：一个是存活在心中的理想，另一个是在眼前供你选择的对象。
心理学主要理论对于人们如何进行相似性判断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相似性判断是以物理距离为基础的。
当你对比两个对象时，你会去探寻它们彼此之间有多“靠近”。根据心理学理论，两个物品，两个人，两种观点，两种情感，就像地图上、网格中或者任何一个物理空间内的两个点，彼此相隔一定距离地存在于我们的思维世界。
“在明喻和暗喻中，相似性关系的指向性和不对称性显得格外明显，”阿莫斯写道，“我们会说‘土耳其人作战时像老虎’，而不说‘老虎作战时像土耳其人’，因为老虎以其威猛好斗而著称，它是参照物，而非被比喻的对象。诗人创作时会说‘我的爱似海深’，而不说‘海深似我的爱’，因为大海往往是‘深’的代名词。”
阿莫斯认为，人们在比较两个对象、评判它们之间的相似性时，实际上是在对它们的特征进行罗列。这些特征仅仅是物体的一些表面特征。人们会在比较两个物体时提炼出它们所共有的一些表面特征：共有特征越多，二者间的相似性就越大；共有特征越少，二者间的差异性就越大。
‘缺少一条腿，这本身就是个特征’。”这一点阿莫斯在他的第一篇论文中就提到过：“随着共性特征的增加和差异性特征的减少，两个对象之间的相似度会提高。”
假如人的大脑在对比两个对象时是在统计它所注意到的每个对象的特征，那它也可以对相似性和差异性同时都更高的两个对象进行判断。二者既有很多共性，也有很多差异。人们由此而意识到，像爱与恨、喜悦与悲伤、严肃与愚蠢等事物，相互之间不是思维连续体中两个恒定的对立面，而是处在一种动态变化的关系中。它们彼此间有一些相同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当人们在咖啡与茶之间选择了咖啡，在茶与热巧克力之间选择了茶，最后却回过头来在热巧克力和咖啡之间选择了热巧克力时，他们并不是在用全局视野来做对比。
这些特征或多或少都是可观察到的；至于哪个特征更显著，则取决于人们在哪种场景中去感知它，而这个场景是以选择为基础的：当咖啡和茶被放在一起比较时，它的某些特征就变得格外凸显（咖啡因的含量），而当咖啡和热巧克力被放在一起比较时，它的某些特征就不再突出（糖分的含量）。选择热饮时思维所经历的过程同样也适用于选择人、观点或者情感。
人们做出决策的过程，实则也是对现实世界的真实对象和理想世界的假想对象进行相似性判断的过程。
人们其实是通过罗列对象的表面特征来完成判断的。鉴于这些特征的显著性取决于它们出现在何种场景中，两个对象之间究竟有多相似也同样取决于场景。
当改变场景对比两个对象时，它们的一部分特征就被隐没起来，而另一部分特征则会浮出水面。
“人们普遍认为，对事物的分类方式取决于它们之间的相似性，”阿莫斯写道，接着他推翻了上述观点，“但事实恰好相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取决于我们以何种方式对其进行分类。所以，相似性有两个面，一面属于因果关系，另一面属于派生关系。它既是分类的基础，同时又受分类形式的影响。”香蕉和苹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是由于我们将其都归在水果这个类别中，所以它们之间是存在相似性的。人们出于不同的原因对事物进行不同的分组，出现在同一组的事物会因此而具备共性。也就是说，分类或者分组会强化我们对事物的固定看法。若想打破这种固定看法，就必须消除类别。
很多时候，我们进行判断的时候反而没有特别体系的判断，倒是在细枝末节的小选择是会有体系化的选择
理性的人会进行传递性选择，但是事实上人在选择的时候发生了反传递性的原则，因为有可能人们没有发现过差异
库姆斯认为人们做选择，就跟喝咖啡一样，会进行加糖，甜了加水，苦了加糖，其实实际的选择也是这样，对一个理想中的状态与现在的状态的进行对比，然后进行选择
与之相关，相似性包括因果关系以及派生关系，会容易固化我们的看法，也会有可能让我们分类不一样
另外，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丹尼尔卡尼曼被称为局外人，阿莫斯则是局内人。估计是因为丹尼尔总是愿意放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用最坏的打算来看，而阿莫斯总是在局面中的参与者甚至是领导者
丹尼尔向他们解释了这一现象的根源：不管是因为飞得完美而被表扬的飞行员，还是因为飞得差劲而被批评的飞行员，他们都只是在向自己的平均值回归。
就算教官什么都没说，他们的表现也会出现浮动，有时更好，有时更糟。思维产生的错觉致使教官——可能还包括很多人——以为批评比赞美更有利于产生良好的成效。
丹尼尔后来在文章中写道：“由于我们很容易在别人表现出色时给予表扬，并在别人表现差劲时予以批评，又由于人们的表现总是趋于向平均值回归，因此，当我们赞扬他们时，他们就会退步；而当我们批评他们时，他们就会进步。”
丹尼尔情绪上的波动不定既是缺点，也是优点，尽管作为优点它表现得不那么明显。他的情绪化几乎是在不经意间让他拓宽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如何研究记忆？”他问，“不是去研究记忆，而应去研究遗忘。”
20世纪40年代末，心理学家就已发现——或者说宣称他们已发现——人能在那些他们不想感知的东西面前进行自我防御。
同时，人们也总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被身边的世界所左右着——有些东西就这样进入了你的思维，而你却毫不知情。
“思维活动的强度是如何阻碍感知的？”结果证明，能够引起瞳孔大小改变的不仅有情感刺激物，还有思维活动的强度。正如他们所言，“思维和感知之间可能是敌对的关系”。
所谓鸡尾酒晚会效应，是指人们能够在嘈杂背景中过滤掉杂音并捕捉到他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人在分配注意力到必要的对象上时，并不是依赖于一个单纯的开关键，而是凭借一种能够选择性地减少而非彻底阻隔背景杂音的微妙的机制。
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乔治·米勒在他的《神奇的数字七，加上二或者减去二：人脑信息加工中的极限能力》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们在短时记忆中只能存贮七个左右的记忆项，再想要记住更多就不可能了。
要想让人们记住更多的信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信息小块小块地填充进大脑。
丹尼尔的学生、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巴鲁克·菲施霍夫说：“他会逼着你去正视问题，即便这是个复杂的、无法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他会让你觉得自己是在通过科学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研究可以选择看看反面，研究一下遗忘而不是记忆
人最终还是会往自己的能力均值回归，这是顶层的规律，除非真正的技能与实力能够提升，否则今天变好明天变坏都只是噪音，当然长期恪守提升还是能进行底层的改变。
密歇根大学沃德·爱德华兹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一项前沿研究，关乎人类在决策制定过程中如何对新信息做出反应。据他介绍，研究人员把满满两口袋筹码放在被试面前，每只口袋里都有红白两种颜色的筹码。其中一只口袋里，75%的筹码是白色，25%的筹码是红色。另一只口袋里正好相反，75%是红色，25%是白色。被试随机挑选一只口袋，然后把筹码一个接一个往外拿，其间不得向袋子里面看。每拿出一个筹码，他都需向研究人员汇报他的猜测：他手中的袋子究竟是白色筹码居多，还是红色筹码居多？
这个实验的妙处在于，以下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我有多大概率会选中红色筹码居多的口袋？
解答它靠的是统计学中的贝叶斯定理
每当被试从袋中拿出一个筹码，贝叶斯定理都能让他们算出手头这个口袋红色居多的概率或者白色居多的概率。在拿出第一个筹码前，这个概率是50∶50，也就是说，被试手中的口袋有50%的可能性是红色居多，另有50%的可能性是白色居多。但是，当筹码被一个接一个拿出后，概率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从大的方面来说，概率的变化取决于所谓的基准率，也就是袋中红白两色筹码各占多少百分比（这个百分比信息应该是已知的）。
把基准率输入贝叶斯的公式，你就能得出答案。当口袋中的红白两色筹码各占75%和25%，或是25%和75%时，假如你连续三次抽出的是红色筹码，那么你手中口袋以红色筹码居多的概率就该乘以3；假如你连续三次抽中白色筹码，则口袋中以红色筹码居多的概率就该除以3。如果你第一次抽出的是红色，那么口袋中以红色居多的概率就是3∶1（或者说75%）。如果你第二次抽出的还是红色，那概率就增加到9∶1（或者说90%）。假如第三次你抽出了白色，则概率又会降至3∶1。以此类推。
基准率越大，也就是红色筹码和白色筹码之间的比例越大，概率变化得就越快。
当你从红白比例为75%和25%的口袋中抽出的头三个筹码全是红色时，那就意味着这只口袋有27∶1的概率，或者略高于96%的概率，是以红色居多。
从他们的猜测中，心理学家希望能有所发现，看看人的大脑在面对新的信息时，其加工过程与统计计算之间有没有共性。心理学家想知道，人究竟是不是天生的统计高手？当他们不依赖统计公式时，是不是还能够做出准确的猜测？
生活中这样的概率游戏俯拾皆是：人们在游戏中表现得如何？准确评估信息的概率是高还是低？人们是如何依据线索得出结论、做出判断的？人们对下一步态势的概率预测是否会因为新情况的出现而改变？
丹尼尔最钟爱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正是从视觉幻象中取得了重大发现：明知是错觉，人还是难免被误导。
在丹尼尔看来，人类并不是“保守的贝叶斯人”，也不是任何一种类型的统计学家。他们常常是依据细枝末节直接做出判断。
说人的大脑就像统计学家一样精准，不过是个比喻。但是丹尼尔觉得，这个比喻并不恰当。“我知道自己是个靠直觉做判断的讨厌鬼，”他说，“而且也知道自己一点儿也不比别人更愚蠢。”
他们会让证据去顺应理论，而非让理论来检验证据。每当这时，他们的观点就难免偏颇。
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能看到蠢话被当成真理的事例，其原因就是这些蠢话被披上了理论的外衣，和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捆绑在了一起。
当然，他们也会有出错的时候，但所犯错误往往是情绪使然，而情绪具有随机性，因此可以被忽略不计。
人们是如何对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概率做出判断的？
1956年西奈战役爆发前，政府为何会认为战争持续不了5年，而另有人认为战争持续不了10年。阿莫斯想要说明的是，可能性是不确定的。人们并不知道如何对可能性做出正确的判断。
丹尼尔总认为自己是错的，阿莫斯却总认为自己是对的。
二人决定，要设计出一个打破常规的统计测试，交给科学家去检验一下成效。他们将以真实数据为依托，根据人们给出的问卷答案来设计这套统计工具。
在此，所选的被试都具备统计学知识，都清楚何为概率理论。
《小数定律之我见》这篇文章对于人们——包括训练有素的统计学家——常犯的一个思维偏误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指出，人们会错误地以为局部能够代替整体。就连统计学家也会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少量证据中武断地得出结论。
在人们对待随机事件的态度中，这种思维偏误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抛硬币为例。人们都知道，硬币落下时，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概率是一样的。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如果一个硬币连续多次都是正面朝上落下，那么下一次极有可能会反面朝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赌徒的谬误”。人们似乎以为，硬币能够自动地调节正反面，好让它们机会均等。
受过训练的科学家——参与实验的心理学家们——也同样会犯此类错误。
即便是精通统计学、了解概率论的专家，都没有意识到小样本在代表大群组时所具有的差异性，即样本量越小，其准确反映整体特质的可能性就越低。人们总以为样本能够自我调节，直至可以准确反映它所代表的整体。
在大群组中，由于大数定律的影响，其预测准确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假如你抛掷硬币多达1000次，那么最终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次数基本会相等；而抛掷10次时，结果就不尽然了。
出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人们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人们对于随机取样所抱的态度似乎是符合小数定律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一样，都能反映出它所代表的整体的特性。
在社会科学实验中，科学家往往从大群体中选取一个小样本，然后来检验某个理论
当时，包括丹尼尔在内的很多心理学家都会选择40个被试作为样本，而这也只能保证他们的研究结论有50%的概率具有普适性。要想将这个概率提高到90%，样本量至少得增加到130。但是大样本检验需要更多的研究投入，整个研究进度会因此慢下来。
对于多大的样本量才能正确反映整体特征，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即便第二次调查验证了他的结论，也只能说是侥幸成之。
这就是丹尼尔和阿莫斯眼中很多心理学家所陷入的一个思维误区：认为小样本亦能反映群体特征。
对心理学家进行的测试验证了他们的怀疑。在判断哪一个口袋中红色筹码居多时，心理学家往往会通过少数几个筹码的颜色来做出判断。在探寻真相的过程中，他们过多地依赖了偶然性。此外，由于坚信小数定律，他们也总是会为自己的结论找出合理的解释。
当A组被试证实了“鼻子长的人更爱撒谎”，而B组被试证伪了“鼻子长的人更爱撒谎”这一假设时，学生应该为之提供一个合理解释。心理学家对于小样本的依赖程度之高，使他们坚信无论两组的实验结果有多大差异，都自有其道理。
就像相似性假说所总结的，他们过分依赖随机数据，总是要大胆地从随机数据中提炼出确定的结论。
”克兰茨回忆道在不确定的情境中，我们应该依靠统计学做出判断，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选择的研究被试都是统计学高手，可就连这些人都会犯错！被试所答错的每一个问题都是我自己也会答错的。
“人们对周遭世界长期以来的错误感知，使他们养成了靠直觉做判断的习惯。”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文章最后一段中写道。
这种错误感知深植于人类的思维中。
在对不确定的世界进行概率判断时，如果思维不是在依靠直觉得出结论，那它又在依靠什么？如果思维并不像权威的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理论认为的那样运行，那它又是如何运行的？
人们以为自己的选择时科学的，实际上，在进行比较简单的统计学可以计算的情况下，统计学家自己也都会忘记了自己的能力，可见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人更容易犯错，“理性”地相信自己的判断
要时刻记得，样本筛选40个被试作为样本，而这也只能保证他们的研究结论有50%的概率具有普适性。要想将这个概率提高到90%，样本量至少得增加到130。所以基于这个样本数进行评估的时候，实际上还是一种猜测
长期以来，心理学就像一个承载知识的垃圾桶，凡是其他学科领域不欢迎的问题或者麻烦，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会被丢进这里。俄勒冈研究所就好比一个扩容后的垃圾桶。
假如人的判断力比不上一个简单的公式，那么人类就会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多数需要专家做判断的学科都不像心理学那样数据翔实，或者说数据至上。人类的很多活动领域都缺乏足够的数据，无法以数据为依托构建一个公式去取代人为判断。
保罗·斯洛维克说：“并非我们视角独特，我们只是觉得这是个重要议题：人们究竟是如何把碎片化的信息整合在一起，对之进行加工，并最终形成决议或判断的？”
霍夫曼提出，要想更准确地了解他们的思维过程，就必须依靠那些他们在做判断时接收到的各种信息（霍夫曼称之为“线索”），并根据他们的判断去推导不同信息所占的分量。
利用数字去解开复杂而又神秘的直觉判断之谜。
戈德堡也认为，当医生给病人做诊断时，他的大脑一定在进行复杂的活动。戈德堡进而又想，若要用模型来解读这个医生的思维过程，那这个模型也一定很复杂。
你怎么进行选择并且确定购买行为的？同样也是这样寻找线索
在俄勒冈大学，研究人员向一群放射科医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是如何根据病人的胃部X光片判断出他们患上癌症的？对方回答说，他们主要依据7个指标：溃疡的大小、溃疡边界的形状、溃烂面的宽度等。和霍夫曼一样，戈德堡称这些指标为“线索”。
这7条线索之间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合理组合，医生们必须努力从每一种不同的组合中提炼出结论。
专家很容易把他们的思维过程描述得微妙而又复杂，让人很难用模型去解读。
研究人员着手设计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计算程序，其中，上文提到的7个指标被赋予了相同的权重，由它们来共同决定溃疡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研究人员会让医生们根据一个7级量表，从96张不同的胃部溃疡图片中判定哪些是癌症。
他们将每张溃疡图片放映两遍，并且在医生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机混入了某些图片的复制品，所以，医生们并不知道他们面前的这张图片其实是早先已经被他们诊断过的。
首先，他们为洞悉医生的诊断过程而试着设计的这个简单的程序竟然相当有效，它能够极其准确地预测医生的诊断。医生们可能认为自己的思维过程既微妙又复杂，没想到这个数学模型竟能将这一过程记录得分毫不差。这当然不是说医生们的思维过程一定很简单，只能说这个过程完全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反映出来。
更令人震惊的是，图表显示，医生们彼此之间的诊断结果也互不相同。不仅如此，在两次看到同一张溃疡图片后，他们前后矛盾地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诊断。这说明，医生们不仅与他人的判断有出入，还与自己的判断相矛盾。
研究人员又以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科医生为对象，重复了这项实验。
专业经验最少的医生（研究生）在判断哪个病人可以出院的问题上，和经验最丰富的医生（高薪资深医师）一样准确。工作经验似乎与诊断准确性（比如判断哪个人有自杀倾向）没有关联。用戈德堡的话来说，“他们在这项任务中表现出的精确性与其专业经验的多寡没有关系”。
以前那些文献大多是对专业人士进行临床诊断时可能存在的复杂交互活动进行的猜测，鉴于此，我们曾天真地以为，仅凭‘线索’之间单一的线性组合无法准确地预测人们的判断，因此打算马上投身到更加复杂的数学模型的构建中去，以准确地反映个体在做判断时使用了何种策略。其实这是多此一举。
在实际操作中，医生们也未能完全遵守他们的这套理论，只能遗憾地被自己创造的模型击败了。
就算他掌握了全部的专业知识，拥有了所有能让他提出研究假设的技能，他还是无法拥有机器独有的可靠性。他会有常人都有的烦恼：厌倦、疲惫、疾病、环境的影响、人际关系的困扰。凡此种种，无不在销蚀他，最终让他在同一件事情上会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人类的思维结构中，有一部分专门制造错误，这个问题也成了他们交谈的重点。
在面对那些有正确答案的概率问题时，人们并没有像统计学家那样去做判断。
假如人们没有依靠统计推理去解决问题，即便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统计推理得出答案，那么他们又是在依靠哪一种推理方式？
主观概率——人们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意思。所谓主观概率，是指人们对于某件事情发生的概率的主观猜测或评价。
什么叫作“代表性判断”？“主观判断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章这样开了头，“我们所做的决定，所形成的结论，所提出的解释，通通都是基于我们对不确定事件的可能性所做的判断，
丹尼尔和阿莫斯给出了答案：大脑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他们把这些经验法则称为“启发性”的。而他们意欲探讨的第一个启发性法则就是“代表性”。
两人指出，人们在做判断时，都会把所判断的东西和他们大脑中的某个既定模式做对比。
当人们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概率揣测时，其实是在对相似性——或者说是代表性——进行判断。你对于总体有一个基本概念，比如“象征暴风雨的云朵”“会癌变的胃部溃疡”“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的独裁者”，或者“NBA的球员”。遇到具体事例时，你会把它们拿来与总体概念进行比较。
某个具体对象与你心目中的形象越接近，你就越有可能认可它的代表性。他们写道：“我们的论点是，在多数情况下，只要事件A比事件B具有更多的代表性，我们就认为事件A的发生概率要高于事件B。”某个篮球运动员与你心目中NBA球星的形象越相似，他就越有可能被你看成是NBA球员。
被他们称为“代表性”的经验法则并不总是错误的。如果说在不确定的状况中，思维所采取的方式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那也是因为这种方式通常情况下很有效。
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文中指出，仅凭不确定事件与总体之间的相似性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它还应该能反映出它所依附的不确定过程的各种属性。”也就是说，假如过程充满随机性，那么结果也应该表现出随机性。
我们心目中的“随机性”与真正的随机性相去甚远，因为我们所认为的“随机性”中不包含那些只有真正的随机性才包含的内容和形式。
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文中提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随机性是可估量的一个东西，假如对它的错误认识会导致人们产生误判，那还有多少更模棱两可的错误认知会引导人们做出错误判断？
样本量越小，就越不可能代表总体。
人们能够学会正确的方法，而且可能掌握得很快。关键是，当自己动手解决问题时，他们并不照规矩来。
至于人们是不是在这些很难知晓其概率的问题上做出了错误判断，你无法验证。在正确答案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你如何能证明人们给出的是错误答案？但是，在概率可知时，如果人们因为受相似性的影响而做出了误判，那比起概率完全不可知的情况，他们的判断有没有可能更准确一些？
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人的思维中存在一种机制，它既能帮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又能导致严重的判断失误。
丹尼尔和阿莫斯指出，之所以出错，是因为记忆扭曲了认知。
人们更容易回想起以K打头的单词，而不太容易想起K在第三个字母上的单词。
人们越是容易回想起某个场景，即可得性越高，就越有可能认为这个场景是存在的。某个刚刚发生、格外生动、格外常见的事件，或者任何一件碰巧已经先行占据人的思维的东西，极有可能被人们轻而易举地回想起来，并最终在他们的判断中占据不合宜的比重。
人们在概率判断中表现出的反复无常——一部两小时长的电影就能改变他们的观点——足以说明思维中负责此类概率判断的那套机制究竟是不是可靠。
做完这些奇怪的小实验后，丹尼尔和阿莫斯在文中写道：“每个问题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答案，在很多现实情况中，人们并不是这样进行概率判断的。每一次经济萧条，每一场成功的手术，或是每一桩破裂的婚姻，从根本上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可能仅凭一个简单的统计公式来判断它的概率。但是，我们可以用便利性启发式来判断这些事件的可能性。例如，在判断一对夫妻会不会离婚时，你可能会在自己的记忆库中搜索情况相似的夫妻。假如你从记忆库检索到的夫妻多数都离异了，那么你会判断眼前这对夫妻同样有可能离异。”
并非人们愚笨，而是因为在判断概率时，人们所奉行的原则（越容易想起来的事儿，就越容易是真实存在的）往往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但是，当他们要去对那些很难从其记忆库里找到判断依据的事情做出评判时，带有误导性的信息会轻而易举地入侵他们的思维，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做出错误判断。
“因此，”阿莫斯和丹尼尔写道，“可得性启发式会导致系统性偏见的出现。”人的判断会被那些容易被记住的事情所扭曲。
“条件性启发式”是他们就此问题提出的另一个术语。他们注意到，在判断某件事情的不确定程度时，人们会做出“不加说明的假设”。
人们对有些事一无所知，但问题在于，他们不愿自找麻烦地在做判断时将自己不知道的东西作为重要因素考虑在内。
“锚定与调整性启发式
第一组答案的中位数是2250，第二组答案的中位数是512（正确答案是40320）。第一组学生之所以给出了一个数值较高的答案，是因为他们以8作为起始点，而第二组学生选择的起始点却是1。
人们会根据一个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毫不相关的信息去确定思维之锚
丹尼尔说：“我们依然要将锚定性考虑进来，因为它的影响实在是太惊人了，但是，我们也因此无法准确定义何为启发式了。”
一个人越是在复杂的、接近生活的场景中做判断，就越容易被可得性所误导。
深藏在记忆中的、被我们编织起来的故事，成功地取代了概率判断。
“当我们认为某个结果完全不可能时，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脑海中搭建不起这样一条能够导致该结果的事件链。问题往往就出在我们的想象上。”
当一切未知或者不可知时，人们编织的故事自然就很简单。丹尼尔和阿莫斯总结道：“只考虑相对简单的场景，这种倾向可能在矛盾情境下具有格外重要的作用。处在矛盾中时，个人情绪和想法比起对手的情绪和想法更具有可得性，因为你不大可能知道对手关于棋局或者战局的看法。”想象似乎也受某种规则的支配，这些规则制约着人们的思考。
这章内容太丰富了，需要后续去读一读他们的作品才能深刻理解
了解思维判断机制，需要看他们是根据什么样的线索然后进行怎么样的比重考虑之后进行评估与决策
人会因为各种的事情导致决策的错误
主观概率，人会因为自己觉得是怎么样而不是科学计算应该是怎么样，来决定判断的概率，这个可以成为启发性的法则
人们认为一件事情在随机中有极大的代表性，实质上可能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他们认为的这么随机，或者说，样本量还不足够大，这个是随机性上面出了问题
一件事情越是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可以接触，或者越是容易回忆，越容易被借用，这个叫做便利性的启发性
锚定性，大的开头的事情越可能比小的开头的事情的结果更严重？不一定，只是可能我们在不确定中，只是抓住了最显而易见的一个片段，然后认为一件事情比之前的严重或者不严重，这是限于自己的锚定性的启发式错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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