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读书笔记
2023-11-20 12:57:48 0 举报AI智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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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事内·中国政府于经济发展读书笔记（全，包含阅读推荐） 这本书写给大学生和对经济话题感兴趣的读者，希望能帮他们理解身边的世界，从热闹的政经新闻中看 出些门道，从乏味的政府文件中觉察出些机会。
作者其他创作
大纲/内容
地方遵循中央的统一领导，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央与地方政府
组织上紧密交织，人员高度重叠。对于经济政策，暂不做区分
党和政府
省、市、县都复制中央的四套班子
层层复制
县教育局要接受市教育局的指导，又得服从县委、县政府的指导
条条是业务关系，块块是领导关系
条块分割，多重领导
跨部门会出现踢皮球，或者推给上级，所以权力和决策自然而然会向上集中
体制内简化决策流程的原则之一就是尽量在能达成共识的最低层级上解决问题
上级领导与协调
无论国家还是公司，人事制度都是组织机构的核心
科举制
唐
秦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展出完善、专业、复杂的官僚体系的国家
官员必须学习和贯彻统一的意识形态
官员由上级任命
地方主官需要在多地轮换任职
体系三大特点
官僚体系
第一节 政府治理的特点
因为规模经济，覆盖的人越多越划算，政区越大越好
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代价和医院，政区不能无限扩大
行政边界的划分跟公共服务影响范围有关
《新闻联播》
政府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与技术和基础设施有关
还取决于影响公共服务效果的其他因素
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边界
人口东多西少
江西西汉19县，唐朝34县，南宋68县，清朝81县
古代经济南移和人口从北方转移到南方
人口密度
江西和湖南以罗霄山为界
山西、陕西以黄河为界
四川、云南、西藏以长江（金沙江）为界
湖北、重庆以巫山为界
地理条件
语言不通，会增加政务管理和公共服务成本，降低规模效益
文化差异
人口密度、地理与文化差异
公共物品规模效应
道路网络
环境污染
边界理论
贫困发生率远高于非边界县
目前的行政区划继承自古代社会和计划经济时期
行政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外部性与规模经济
上级对下级名义上有最终决定权，拥有“形式权威”，但由于信息复杂，不易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权威”
上级干预可能会降低下级的工作积极性，结果不一定对上级有利
也适用于单位内部
信息优势是权力运作的关键要素
信息与权力
获取和传递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上级向下传达，下级向上汇报，平级不断沟通
决定
意见
命令
通知
函
纪要
为了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降低传递成本，文件类型有严格的区分，格式有严格要求，报送有严格流程
GDP层层加码
利益相关方会有意隐瞒和扭曲关键信息
土地督察局的“驻地效应”
水污染治理，监测站下游污染会高
监督机制可以减少扭曲和隐瞒信息，但其本身也受信息制约
信息获取与隐瞒
第三节 复杂信息
激励相容：一方想做的事，另一方既有意愿也有能力做好
剩余控制权：在不确定情况下单决定权
海关的垂直管理
激励相容
工商局的垂直管理导致其没有效力，后并入市场监督管理局，由地方政府分级管理
环保，上级重视质量，下级重视成本
上下级冲突
激励不相容
垂直管理
明确地方权利和责任
权利和资源的配置要制度化，不要朝令夕改
来自外部的竞争也可以约束地方政府
激励相容原则就是要给地方放权
地方管理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
信息的复杂性
小结：事权分配的三大原则
第四节 激励相容
帮助企业做好基础环境建设，七通一平
帮助大企业做好金融支持
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如三免三减半
地方政府调动资源和手段去实现经济目标
第五节 招商引资
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 (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1995）
景跃进、陈明明、肖滨《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2016）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2013）
孔飞力《叫魂》（2014）
中国政府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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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方政府的权利与事务
北京：收入递增，超过4%的归北京，其余和中央五五分
广东：收入递增，基础是14亿，每年增加9%
上海：定额上解
不同的承包形式和分账比例
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收入的比重越来越低
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也越来越低
财政包干导致“两个比重”不断降低
“财政包干”及后果：1985-1993
税分成三类：中央税，地方税，共享税
分设国税和地税
公众接触到的信息和看到的现象，大都是博弈后的结果
分税制改革与央地博弈
第一节 分税制改革
投资规模大，对GDP拉动明显
增值税在生产环节征收，跟生产规模直接挂钩
制造业不仅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出低技能的劳动力，也可以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相关的税收
地方政府尤其青睐重资产的制造业
首先，预算内财政支出从重点支持生产建设转向重点支持公共服务和民生
其次，分税制改革前，企业不仅缴税，还要向地方政府缴纳很多费，这部分预算外的收入在改革后大大减少
最后，2001年的税改中，中央政府又拿走了所得税的60%，加剧地方财政的压力
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能用来发展经济的资源受到了几方面挤压
招商引资与税收
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
单位停止福利分房，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
1998年两件大事，土地价值开始显现
初探土地财政
土地的资本化运作，本质是把未来的收益抵押到今天去借钱。
税收、地租与地方政府竞争
第二节 土地财政
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权层层上收，事权层层下压
新农合
新农保
1、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开支纳入国家公共财政保障范围，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担
2、在转移支付制度中加入激励机制，鼓励基层政府达成特定目标，给予奖励
3、把基层财政资源向上一级政府统筹，比如2003年开始试点的“乡财县管”和后续的“省直管县”
农村税费改革降低了农民负担，也让基层财政维持起来更加艰难，所以之后的改革加大了上级统筹和转移支付力度
基层财政困难（纵向不平衡）
中央转移支付减少差异
一般性转移支付
专款专用
专项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分两类
上级分配项目倾向于集中财力投资大项目
2015年前，很多项目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
项目审批过程中人情关系在所难免
经济越好的地方越可能得到专项转移支付，原因有三
由于开放出口，产业集聚，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地区间不平等（横向不平衡）
第三节 纵向不平衡和横向不平衡
周飞舟《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2012）
周其仁《城乡中国》（2017）
刘守英《土地制度与中国发展》（2018）
吴毅《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2018）
田毅、赵旭《他乡之税：一个乡镇的三十年，一个国家的隐秘财政史》（2008）
财政税收、土地制度
第二章 财税与政府行为
实业投资需要政府接入，需要持续投入
城投是国有独资企业，一般也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1、它持有从政府取得的大量土地使用权
2、盈利状况依赖政府补贴
3、政府的隐性担保可以让企业大量借款
土地一级开发投入大、利润小，且涉及拆迁等复杂问题，一般由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完成
土地二级开发，包括建设和运营，一般由房地产公司来做
成都文旅集团具有政府融资平台类公司典型特征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从成都“宽窄巷子”说起
规模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国家级开发区之一
由兆润集团负责一级开发，中新集团负责二级开发
苏州工业园区
核心经营模式是“产城结合”，即同时开发产业园区和房地产
由华夏幸福一级开发，将开发好后的“熟地”归还政府，再以招拍挂等公开方式让给中标房地产企业。实际华夏幸福近水楼台，继续做二级开发
按照法律，政府不能和企业直接分享税收，但是可以购买企业服务，以产业发展服务费的名义来支付约定的分成
华夏幸福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付费使用私企开发建设的基础设施，如产业园区
工业园区开发：苏州工业园区VS华夏幸福
第一节 城投公司与土地金融
需要一个能借款的公司
城建开发项目复杂，捆绑一起，以赚钱项目带动不赚钱项目
仅靠财政预算收入不够还债，要能把土地有关收益用起来
在城市建设中引入银行资金，需要解决的三个技术问题
城投公司因此诞生，发明这套模式的是国家开发银行（芜湖模式）
国开行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银行
08年以前，国开行是城投公司主要贷款来源。而10年之后，城商行已经和国开行、四大行平起平坐了。
基建项目周期长，需要中长期贷款。而城商行的资金来源大都是短期存款
城商行的存款来源不稳定，自身资本也比较薄弱，容易出现风险
城商行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其为融资平台贷款有两大风险
债券可以分散风险，而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系统
债券可以交易，价格和利率时时变动，反应市场对风险的看法
发债好处
1、绝大部分城投债都在银行间市场发行，风险仍集中在银行系统
2、市场认为城投债有政府隐性担保，非常安全
城投债没有这两个好处
城投公司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其次是发债，即城投债
为政府开发融资：国家开发银行与城投债
地方债总体水平虽然不低，但也不算太高
县级债务负担高于省级，中西部债务风险高于东部
地方债务与风险
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
降低利率，减少利息支出
政府公债期限更长，降低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险
提升信用级别
三个好处
1、债务置换
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
2、推动融资平台转型
3、改革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
4、改革就是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
地方债的治理与改革
第二节 地方政府债务
人才的选拔和激励机制是官僚体制的核心，决定着政府运作的效果。
地方主官任期有限，要想在任内快速提升经济增长，往往只能加大投资力度，上马各种大工程、大项目
政绩和晋升无疑对地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非常重要，却无法激励绝大多数公务员。
经济学家注重研究有形的“奖惩”，强调外部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但其实内心的情感驱动也非常重要
官员政绩与激励机制
第一，腐败与经济高速增长长期并存。
第二，随着改革的深入，政府和市场间关系在不断变化，腐败形式也在不断变化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的腐败现象有两个显著特点
这类腐败对经济增长和产权保护极其有害
“掠夺式”腐败，比如对私营企业敲诈勒索、向老百姓索贿、盗用挪用公款等
比如官员利用职权把项目批给关系户企业，企业也要在私下给官员很多好处。
“官商勾连共同发财式”腐败，比如官员利用职权把项目批给关系户企业，而企业不仅要完成项目、为官员贡献政绩，也要在私下给官员很多好处
腐败大概可以分为两类
2016年，中央开始强调“庸政懒政怠政也是一种腐败”，要破除“为官不为”。
腐败与反腐败
第三节 招商引资中的地方官员
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2017）
冯军旗《中县干部》（2010）
洪源远《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2020）
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
官员行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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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在政府投资推动下发展
京东方和政府投资的故事
政府投资上游产业的同时也促进下游产业的发展
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也会刺激技术创新
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经济启示
在各地招商引资竞争中，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京东方落户本地，开出的条件十分优厚。
地方政府竞争
第一节 京东方与政府投资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会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
子主题
在我国，有是三个因素加剧“重复投资”
地方政府竞争与重复建设
国家补贴逐渐下调
光伏产业的故事
第一是对传统能源征收高额碳税或化石燃料税，增加其成本，为新能源的发展制造空间；
第二是直接补贴新能源行业。
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这时候只有两个办法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来看，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与企业成功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从光伏产业的发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东亚产业政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强调出口。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会降低产业进入门槛，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
提供了就业，也为当地农民转变为工人提供了学习场所和途径
加剧竞争
重复投资不都是坏事
第二节 光伏发展与政府补贴
私募基金对投资人资格、募资和退出方式等都有特殊规定，不像公募基金的份额那样可以每天买卖
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做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资企业
把政府引导基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实质上是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其中涉及诸多制度改革，也在实践中遭遇了各种困难
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车，而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与地方政府投资企业的传统方式相比，产业引导基金或投资基金有三个特点
私募基金与政府引导基金
“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科学决策、防范风险”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的制度条件
需要三个条件：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参与投资、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有畅通的投资退出渠道
政府引导基金兴起的金融和产业条件
第一类是财政资金保值增值目标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间的矛盾。
第二类困难源自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
第三类困难源于资本市场。股权投资对市场和资金变化非常敏感，尤其在私募基金领域
第四类困难是激励机制
有四类
引导基金的成绩与困难
第三节 政府产业引导基金
路风《光变：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2016）、《走向自主创新：寻找中国力量的源泉》（2019）、《新火：走向自主创新2》（2020）
吴军《浪潮之巅》（2019）
麦克劳《现代资本主义：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成功者》（1999）
贝克特《棉花帝国》（2019）
史塔威尔《亚洲大趋势》（2014）
纪录片：《大国重器》《超级工程》《创新工程》《创新中国》《大国工匠》《军工记忆》
工业发展
第四章 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上篇 微观机制
地区房价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供需失衡。
建设用地指标不能在全国交易，土地使用效率很难提高。
房价与土地供需
在西方，“自有住房”其实是个比较新的现象
对待房子的态度变化
随着房主越来越多，得益于房价上涨的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政府为讨好这部分选民，不愿让房价下跌。
欧美自有住房率不断上升，有两个后果
美国房地产市场和选举政治紧密相关
房价下挫和收入下降会加大家庭债务负担，进而抑制消费
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按揭创造几乎无限的新购买力；
另一方面，不可再生的城市土地供给却有限。
房地产常被称作“经济周期之母”，根源就在于其内在的供需矛盾：
这对矛盾常常会导致资产泡沫与破裂的周期循环，是金融和房地产不稳定的核心矛盾。
房价与居民债务：欧美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房子，美国人财富的压舱石是金融资产。
我国居民的债务负担不低，且仍在快速上升。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上涨。
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然影响到了消费，债务压力升高，汽车的销量锐减
房价与居民债务：我国的情况
【消费下渗】房价上涨不仅会增加按揭债务负担，还会拉大贫富差距，进而刺激低收入人群举债消费
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
我国住房按揭首付比例一般高达30%
住房按揭形成的信贷资产，没有被层层嵌套金融衍生品
由于资本账户管制，外国资金很少参与我国的住房市场
我国不太可能突发美国式的房贷和金融危机
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以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
房价与居民债务风险
第一节 房价与居民债务
我国的收入差距有两个特点：一是城乡差距，二是地区差距。
人口不能自由流动，收入差距会扩大
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密度上升，不仅能提高本地分工程度和生产率，也能促进城市与城市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分工。
人口流动与收入平衡
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在市场上流转
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流转受很多限制
我国土地分类
即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及宅基地制度改革。
重庆的“地票”制度
2015年1起，“三块地”的改革
即保障宅基地农户资格权、农民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强调要守住“三条底线”：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
2020年，中央启动新一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继续探索“三权分置”
土地改革
2014年，逐步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差别，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登记制度
2019年，发改委提出：不同类型的城市需要都需要优化、简化落户条件
2020年，国务院发表《意见》，强调“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针对劳动力，要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在“人”的城镇化和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
土地流转与户籍改革
第二节 不平衡与要素市场改革
我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收入差距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而扩大。
经济增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贫富差距在代际间传递。
收入差距
【隧道效应】形容隧道中两条车道一动一静时，静的那条的焦虑和难耐
经济增速下降首先冲击的是穷人收入
经济增速
如果贫富差距中参杂了人种、肤色、种姓等因素，穷人更加容易愤怒和绝望
人群的相似性
在家庭观念强的地方，如果子女发展得好、有出息，自己的生活就算是有了保障，对贫富差距容忍度也会比较高，毕竟下一代还能赶上。
家庭观念
影响不平等容忍程度的因素
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
第三节 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
1994年之前，乡镇企业崛起，农民离土不离乡，城市化速度不快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企业式微，农民工进城大潮形成
党的十八大以后，随着一系列改革的陆续推行，城市化的重心开始逐步从“土地”向“人”转移
我国的城市化的三个阶段
结语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2016）
华生《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2014）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2014），李实、岳希铭《<21世纪资本论到底发现了什么>》（2015）
城市化与不平等
第五章 城市化与不平衡
负债率高的经济中，资产价格的下跌往往迅猛。
资产价格下跌会引起信贷收缩，导致资金链断裂
债务危机暴发和蔓延速度很快，原因有二
发达国家经济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消费，对经济影响很大
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富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
第一节 债务与经济衰退
一方面，银行越做越大，创造的信贷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层出不穷，整个金融部门的规模和风险也越滚越大
资金供给增加源于金融管制的放松
银行规模大、杠杆高。
银行借进来的钱很多是短期的（比如活期存款），但贷出去的钱却大都是长期的（比如企业贷款），负债和资产的期限不匹配会有流动性风险。
银行信贷大都和房地产有关，常常与土地和房产价值一同起落，放大经济波动。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
资金供给与银行管制
国际资本流入
国内贫富差距过大
美国有大量资金涌入进入金融系统，资金来源有二
【特里芬悖论】为保持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对外贸易可能需要常年保持逆差，以向世界提供更多美元。但持续的逆差会累积债务，最终威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国际不平衡与国内不平等
大公司把投资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制造业整体外迁。
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整体竞争性在减弱：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大企业越变越大。
实体投资下降原因
放松货币条件总体上有利于资产持有者，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财富分化，固化结构扭曲，使危机调整的过程更长。
实体企业投资需求不足
第二节 债台为何高筑：欧美的教训
2008-2009：“4万亿”计划
2010-2011：“猪周期”、紧缩调整
2011-2015：欧债危机，再刺激，“影子银行”
2015-2016：“股灾”、资本外逃、“棚改”货币化、债务置换、理财产品爆发
2016-2018：“房住不炒”、“去产能”见效、资产新规
债务累积过程简述：2008—2018年
原因之一是是资本市场发展不充分，企业融资以债务尤其是银行贷款为主，股权融资占比很低
我国的企业债务负担远高于发达国家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企业的债务，约占GDP的40%，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项目回报率很低。
“国进民退”现象
企业债务中广受关注的问题
企业债务
同上文欧美银行业的风险
银行偏爱以土地和房产为抵押物的贷款
银行风险会传导到其他金融部门，这与“影子银行”的兴起有关
风险点
银行风险
第三节 中国的债务与风险
偿还已有债务
遏制新增债务，改革滋生债务的政治、经济环境
解决方案
增发货币来降低利率
这是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主流做法
“量化宽松”的主要问题是难以把增发的货币转到穷人手中，因此难以刺激消费支出，还会拉大贫富差距。
【K形反弹】：富人往上，穷人向下
【量化宽松】央行增发货币来买入各类资产，把货币注入经济
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去刺激经济，由财政部发债融资，央行直接印钱买过来，无需其他金融机构参与也无需支付利息，这便是所谓“赤字货币化”
“赤字货币化”的核心，是用无利率的货币替代有利率的债务，以政府预算收支的数量代替金融市场的价格（即利率）来调节经济资源配置。
债务货币化
增发货币可以缓解债务负担，方式有三类
第一，政府不愿看到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推高房价，“房住不炒”是个底线原则
第二，货币政策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债务负担背后的经济增速放缓问题，因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问题。
我国不搞“大水漫灌”，“不搞竞争性的零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
我国的债务问题是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经济体系的产物
严控房价上涨、“资管新规”、限制土地融资、债务置换、“反腐”、国企混改
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经济金融改革
资本市场改革，改变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拓展直接融资渠道，既降低债务负担，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我国的措施
政府和银行
谁来做投资决策，谁就该承担投资风险，融资体系也就应该把资源和风险向谁集中。
我国债务风险的本质不是金融投机的风险，而是财政和资源分配机制的风险。
遏制新增债务
第四节 化解债务风险
宏观上表现为GDP增速放缓，低于债务增速，所以宏观债务负担加重。
微观上表现为地方政府过度投资、不断为一些“僵尸企业”输血，扭曲了资源配置，加重了政府和企业的债务负担。
第一是生产效率下降。
地方政府重视投资、生产和企业税收，相对忽视消费、民生和居民收入，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分配体制偏向资本，劳动收入偏低，所以消费不足，必须向国外输出剩余产能。
第二个角度是国际失衡。
因为产能过剩，我国制造业竞争激烈，价格和成本不断降低，不仅冲击了外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也冲击了本国同行。
第三个角度是产业升级。
产能过剩可以从三个角度去理解
迈恩，苏非《房债：为什么会出现大衰退，如何避免重蹈覆辙》（2015）
特纳《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2016）
默文·金《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货币、银行与全球经济的未来》（2016）
图兹《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2018）
Dalio《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2019）
Armstrong Taylor《Debt and Distortion: Risks and Reforms in the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2016）
Orlik《China: the Bubble that Never Pops》（2020）
戈顿《银行的秘密：现代金融生存启示录》（2011）
Milne《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Credit: What Went Wrong in Banking and What Can be Done to Repair the Damage?》（2009）
祖克曼《史上最伟大的交易》（2018）
沃尔特，豪伊《红色资本：中国的非凡崛起和脆弱的金融基础》（2013）
保尔森《与中国打交道：亲历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2016）
潘功胜《大行蝶变：中国大型商业银行复兴之路》（2012）
电影：《大空头》
债务与金融危机
拓展阅读
第六章 债务与风险
我国的储蓄率比其他各国要高
国家之间储蓄率的差异，可以用文化、习惯甚至语言和潜意识来解释。
整体上看，房价上升拉低了消费，提高了储蓄。
老年人储蓄过高
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储蓄过高
地方政府“重土地轻人”的发展模式将大量资源用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民生支出比如公立教育和卫生支出相对不足。
都与地方政府有关
目前主流的解释是计划生育、政府民生支出不足、房价上涨三者的共同作用。
居民高储蓄
从收入角度看，国民经济分配中居民占比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占比就必然上升。
从经济增长角度看，资本占比上升意味着人均资本数量增加，这是提高生产率和实现工业化的必经阶段
制造业生产率低的国家，生产率进步快。可见制造业的学习效应极强，是后发国家赶超的基石
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已经比较完善，投资难度加大
由于老百姓收入和消费不足，无法消化投资形成的产能，债务增加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会扩大贫富差距。
由于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剩，过剩产能必须向国外输出，而由于我国体量巨大，输出产能会加重全球贸易失衡，引发贸易冲突
一定阶段后，会导致四个问题
在经济发展初期，将更多资源从居民消费转为资本积累，变成基础设施和工厂，可以有效推动经济起飞和产业转型，提高生产率和收入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修改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居民收入份额低
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内部失衡必然伴随着外部失衡
GDP由三大部分组成：消费、投资、净出口（出口减进口）
超出消费能力的投资会变成过剩产能，浪费严重
资源在居民、企业、政府间的不同分配格局，也会造成生产和投资相对消费的比重变化，进而影响经济的内外平衡。
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外部失衡
第一节 低消费与产能过剩
一方面是美国本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的表现
另一方面，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价格低廉，降低了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的成本，刺激了其规模和就业扩张，其中既有制造业也有服务业。
“中国制造抢走了美国工人的工作”
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情绪爆发的年代，讲道理没人听，不少美国人，普遍认为“全球化”才是祸根
就业与政治冲击
对后发国家来说，工业制造是科技进步的基础
从国内外一些“拆机报告”中的各种零部件价格看，中国企业应该贡献了iPhone硬件价值的两成左右
中美贸易不一定会损害美国的科技创新
技术冲击
第二节 中美贸易冲突
从供给角度看是调节产能，从需求角度看就是调整投资支出
从供给角度看是产业升级，从从需求角度看也就是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供给”和“需求”，只是看待同一件事的不同角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解决就业和提高收入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大发展，而这只能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
要提高居民收入，就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让人口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集聚
能改变“重土地、轻人”的城市化模式，让城市“以人为本”，让居民安居乐业，才能降低储蓄和扩大消费。
可以限制地方政府用于投资的生产性支出。
推进国内大循环要求提升技术，攻克各类“卡脖子”的关键环节
遏制投资冲动，还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发展模式的依赖，限制其利用土地加大杠杆
四个影响
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其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
第三节 再平衡与国内大循环
城市化过程中“重土地、轻人”
招商引资竞争中“重规模、重扩张”
是经济结构上“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
我国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有三个特点
沈联涛《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2015）
沃尔克，行天丰雄《时运变迁》（2016）
埃森格林《资本全球化：一部国际货币体系史》（2020）
佩蒂斯《大失衡：贸易、冲突和世界经济的危险前路》（2014）
Klein and Pettis《Trade Wars are Class Wars: How Rising Inequality Distorts the Global Economy and Threatens International Peace》(2020)
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2010）
鲍德温《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2020）
罗德里克《全球化的悖论》（2011）
纪录片：《美国工厂》
王赓武《China Reconnects: Joining a Deep-rooted Past to a New World Order》（2019）
国际经济金融
扩展阅读
第七章 国内国际失衡
以中央政府为主，按功能划分许多部委，以部委为基本单位在全国范围内调动资源
以地方政府为主，在设定经济发展目标之后，放权给地方政府，让它们发挥积极性，因地制宜，在实际工作中去竞争资源。
想提高整体经济的效率，要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
“工业化”最核心的一环就是把农民变成工人
第一，将官员晋升的政治激励和地区经济表现挂钩
第二，以市场竞争约束官员行为
第三，当地的经济表现能为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提供及时的反馈
第一，缺乏真正的淘汰机制
第二，绝大多数市场竞争是“正和博弈”，有合作共赢、共同做大蛋糕的可能。而官员升迁则是“零和博弈”，会产生地方保护主义
第三，市场和公司间的竞争一般是长期竞争，延续性很强。官员任期很短，往往造成新官不理旧账
各地政府不仅要在市场上竞争，还要在官场上竞争。
“官场+市场”体制的三个特点
三个核心差别
第一节 地区间竞争
【瓦格纳法则】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
保护产权的能力需要在经济和政府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提升
法律体系之外还需要大量政府管制
有效的政府管制同样需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
落后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采用的组织和动员资源的方式，必定与先进国家不同
“地方分权竞争+中央协调”或“官场+市场”的模式，属于中国特色
与重规模、标准化的工业生产相比，服务业规模通常较小，且更加灵活多变，要满足各种非标准化、本地化的需求。
“投资型”和“服务型”的区别并非泾渭分明。“服务型”政府实质上就是投资于“人”的政府。服务业的核心是人力资本，政府加大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也就是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
如果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生产投资型政府”就要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原因有二
开征房产税
税制改革
扩大民生支出的瓶颈是地方政府的收入。
第二节政府的发展与转型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和完善。
探索创新模式
发达国家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
组织学习模式
发展中国家需要学习已知的技术和管理模式，将更多资源尽快组织和投入到学习过程中，以提高学习效率
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提高生产率
掌握大量资源并可以自主行动的地方政府
协调和控制能力强的中央政府
以及人力资本雄厚和组织完善的官僚体系
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有三大必要组件
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决定了可行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边界
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市民的问题，在我国，可行的政策空间和演变路径受三大制度约束：农村集体所有制、城市土地公有制、户籍制度。
精英俘获并不必然来源于制度缺陷或精英作恶，项目分配中的偶然初始选择、自我强化机制和成本收益考量是导致精英俘获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中制度隔离发挥了突出作用。
在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中，精英农户（种植大户）得益远多于普通农户（小农），小农被边缘化，即专业性合作过程中出现了普遍的“精英俘获”
【精英俘获】指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或反贫困项目实施过程中，地方精英凭借其自身具有的参与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政治实践的机会优势，支配和破坏社区发展计划和社区治理，扭曲和绑架了发展项目的实施目标进而影响了社区发展项目的实施和效果
经济发展必然要改变旧有的生活方式，重新分配利益，所以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
第三节 发展目标与发展过程
经济学的主要作用仍是发现和提出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和产生。
艾伦《全球经济史》（2015）
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世界史视角下的西方崛起》（2010）
弗里登《20世纪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衰》（2017）
格申克龙《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2012）
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2020）
戈登《美国增长的起落》（2018）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2013）
经济史
第八章 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下篇 宏观现象
置身事内 中国政府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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